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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见愁:“文革”中的革命歌曲
凡是提及《嚎歌》的文章,大都没有完整记录下这首特殊歌曲的内容(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记录的此歌词曲是由两个当年中学生在事隔三十余年后回忆出来的,不是原版)。《嚎歌》现存的最完整最权威的版本,见于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李伯钊文集》。该书第三部分《日记摘抄》中有李伯钊在1966年8月13日至10月11日被“黑帮”专政队监督人员勒令写下的《“改造”日记》,其中,1966年8月18日所记内容就是《牛鬼蛇神嚎丧歌》,有歌词有曲谱,十分完整,还像一般发表的歌曲那样标明了节拍为2/4,演唱风格为“哭丧地”。歌词有两段: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13]
李伯钊是中共老党员,红军时期著名的文艺宣传干部。文革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其丈夫杨尚昆是文革初期最先被打倒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之一。她受株连也被打成“黑帮”。《李伯钊文集》一书编者为这一则日记加注说明,这首歌是监督人员强迫“黑帮”专政队唱的,擅长唱歌的李伯钊却总是唱不好,监督人员罚她单独唱,仍唱不好,就强迫她抄在日记本里天天唱。
值得注意的是1966年8月18日这个日期。这天刚好是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红卫兵作为“新生事物”第一次公开在世人面前出现的日子。在此之前,尽管毛泽东在8月1日就写了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王任重于8月3日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看了这封尚未公开的信,但是当时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未肯定红卫兵这种“史无前例”的群众组织形式,全会通过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也没有提到红卫兵,连“造反”一词也还没有经官方传媒公开肯定而流行,尚未形成后来那种控制各单位局势的“造反派”。
由《李伯钊文集》推断,《嚎歌》应在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公开大量出现之前即已存在,那时各学校党委有的已靠边,有的还未完全靠边,文革运动先由上级党委派来的工作组(7月底、8月初陆续撤销),后由全体“革命师生”(在工作组或上级党委指导下)按照《十六条》的规定以所谓“巴黎公社”方式民主选举的“文革筹”一类机构进行管理,仍然接受上级党委的领导。那时的“黑帮”,一般都是经工作组或报经上级党委批准(或默认)的,“黑帮”专政队实际上是先在工作组后在“文革筹”控制下的(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就曾于1966年8月20日给武汉大学“校文革”有关建立红卫兵组织的指示中说到:红卫兵“成立后学校纠察队不要了,可以担任维持学校秩序、治安保卫、管理右派等工作。”[14]所谓“管理右派”实即管理“黑帮专政队”)。这首《嚎歌》实际上应是文革初期左倾路线的产物。其“版权”似不应属于后起的群众性红卫兵、造反派。因此笔者未将其列入造反派歌曲一类。
类似于《嚎歌》这样的“歌曲”,有些地方还有新的“翻版”。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铸成了中共党史上空前的大冤案。笔者当时在四川省内江市目睹过一个难以忘却的场面:造反派押解着浩浩荡荡的一大群“牛鬼蛇神”游街示众,多为中老年人,有白胡子老大爷,还有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走在行列中的小脚老太太。押送者少,示众者多,倒像成了“牛鬼蛇神”的大示威。游街队伍最前面是一个“牛鬼”敲着一面破锣,后边一个“牛鬼”斜抱着一个竹扎纸糊如真人大小的刘少奇模拟人像,上书“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再后边是几个“牛鬼”抬着一口纸糊棺材,棺材上也写着同样的文字……整个队伍在造反派监视下边走边拖声唱着:“刘少奇,垮了台,儿子儿孙哭哀哀……”唱的是四川旧时民间死人后哭丧的调子。造反派此举无非是要表明“牛鬼蛇神”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社会基础”。这大概要算《嚎歌》的一种“地方版本”吧。
在刘少奇被正式宣布打倒之后,还出现了一首配合中央决议的歌曲《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这首歌中,除了开头的“怒火在燃烧,铁拳高高举”两句外,全是给刘少奇强加的罪名和“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还有什么“反动透顶”、“罪大恶极”,什么“撤销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他的党籍”等等。此歌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后边几句,在唱“打倒叛徒刘少奇”、“打倒内奸刘少奇”、“打倒工贼刘少奇”这三句之间,都要高呼口号“打倒刘少奇”,在唱完最后一句“打倒帝修反的走狗刘少奇”之后,还要连呼四声“打倒刘少奇”。[15]此歌被选入当时的一些中学“革命文艺课”教材,让青少年学生们放声高唱。可见当时进行政治迫害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没有听说过苏联有“打倒托洛茨基”、“打倒布哈林”的歌,也没有听说过匈牙利有“打倒纳吉”的歌。在党内镇压所谓“反党集团”并非中共的独创,但在镇压中特地炮制一首歌曲来配合,却似乎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这首歌虽然载入了官方编印的学生课本,但却未能收入后来官方编印的《战地新歌》之类歌曲集中,似乎也未在官方广播电台中播放过。
狂热的领袖崇拜歌曲
文化大革命使领袖崇拜在中国大陆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当时歌颂毛泽东的歌曲真是铺天盖地,不可胜数。其中最重要的歌曲当首推《东方红》。
《东方红》由一首民歌小调被推上“圣歌”地位并不自文革始,而是由在此之前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开了头。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歌曲的《东方红》越来越地位特殊,不知是由谁作出的规定,当时无论在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和国庆节、五一劳动节庆祝集会上,毛泽东都是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成了他的一种特权(这是要使许多封建帝王也自叹不如的)。以致在文革时期出版的歌曲集中,第一首往往必是《东方红》,第二首才是《国际歌》。当时电视尚未普及,影响最大、最快的官方传媒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的开始曲是《东方红》,每天夜间则以《国际歌》结束。然而,当时很少有人想到这里边极大的矛盾:前一首歌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后一首却又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矛盾现象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之后。
《东方红》歌曲在文革中的影响是后人难以想象的。在1966年“破四旧”狂潮中,北京甚至有34所中学和外地的学生一起组织了“东方红筹委会”,筹备将北京市改名为东方红市,周恩来得知后叫北京市委和国务院办公厅劝阻学生取消了这一计划[16]。后来有人又提出在广播电台报时的时候要播放《东方红》乐曲和“毛主席语录”,受到周恩来批评,说“这样做是强加于人。不但强加于世界人民,也强加于毛主席。造成自己被动。强加于人等于自杀,这有损于毛泽东思想。”[17]但在1970年4月24日,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却又专门安装了播放《东方红》乐曲的装置,为了保证这一装置不出故障(不在该播放时不发声或在卫星坠落时才播放),不犯“政治错误”,专家们不得不多费了许多心血,终于保证了卫星发射后顺利播放《东方红》乐曲──这岂止是强加于全世界,简直可以说是强加于全宇宙了。这年7月初,有中央负责人在接见部队文艺工作者时说:《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东方红》是我们的党歌。而当时被中共称作背叛了马列主义的“苏修”的苏联共产党在1944年便已将《国际歌》定为他们的党歌。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巴金在《随想录》中曾这样回忆到《东方红》乐曲在文革中给他的特殊感受:“每次我给揪出场之前,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场内奏起了《东方红》乐曲。这乐曲是我听惯了的,而且是我喜欢的,可是在那些时候我听见它就浑身战栗,乐曲奏完,我总是让几名大汉拖进会场,一连几年都是如此。”[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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