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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谈文革爆发与毛、刘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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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标题:零距离采访王光美——“文革”爆发与毛、刘分歧)
 
 
一位非凡的中国女性——王光美,2006年10月13日在北京走完了她传奇的一生。
 
  我曾深入采访王光美。有许多令我惊愕、感慨并难以忘怀的素材,还从未在我以往发表的文章中披露过。我觉得有责任补写一篇文章,既是对那次采访的追记,也作为对逝者的纪念。
 
王光美取消了不见面的决定
 
  八年前(1998年),一个泛着凉意的夏日,我在北京一家内部招待所,拨通了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住宅的电话。未等我开口,一位操着京腔的年轻女性已在发问:“喂,请问找哪一位?”“我找王光美同志……”我说明了身份与来意,希望予以通报。然而,令我惊异的是,这位“年轻”的接听者,就是年已七十七岁的王光美本人!
 
  王光美委婉而坚决地表示,她只能在电话里接受简单采访,因为她患肺炎,尚未出院,今天只是回家来取些东西。于是,我便在电话里匆匆展开访谈。
 
  “由于刘主席非常喜欢别人称呼他‘少奇同志’,请允许我也使用这个称谓,并称呼您为‘光美同志’。”我这样开了头。
  “好啊。多少年没听到这样亲切的称呼了。”王光美高兴地说,“你想问什么呢?”
 
  “我想请您扼要地谈谈,少奇同志冤案的形成和平反,以及您的有关感受……”这是聘我为特约撰稿人的报社,预定的采访题目。
 
  “原来你想谈这方面的事儿。”王光美的声音明显地低沉下去,她似乎想回避这个话题,“你的题目太大了,我需要准备一个月。”
 
  “那么,请允许我请教一个‘文革’史至今没能说清的问题。”我临时放弃了采访提纲,想解开一些历史之谜。“少奇同志究竟是什么时候知道,‘文革’浩劫要在中国爆发了?”
 
  “这个……”王光美犹豫着,没有回答。
 
  “当毛主席1962年秋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口号时,少奇同志是否意识到,斗争风暴不久将在党内刮起?”我追问了一句,搞专访只能这样抓机会。
 
  “你对党史很熟悉嘛,还能说出这是在那次全会提出的。”王光美巧妙地绕着弯子,仍然不作回答。
 
  “我专程从上海来采访您,当然做了充分准备。”不管怎样,来自王光美的夸奖使我相当惬意。
 
  谁知,她马上提出了批评:“不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口号,并不是毛主席提出的,这只是一种概括性提法。主席的原话是‘阶级斗争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
 
  “您的严谨使我知道,您当年担任少奇同志的秘书,是怎样一种工作状态了。”这倒不是恭维话,是我感慨之余的由衷之言。
 
  “你写给我的那封信,为什么不用电脑打字呢?”王光美跳换了话题。
 
  “手写显得郑重一点吧。您能看清楚吗?”我难以判断她对我那封有些潦草的求见信,是什么反应。
 
  “我已经很久没有接到记者手写的信件了。你这封信,写得很认真,在措辞上也比较严谨。”
 
  “这是因为,我想认认真真地对您进行一次采访。我觉得,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文革’,和它留给后人的永久教训……”
 
  “哦……你说得对。我接受你当面采访。”王光美改变了决定,“我提前出院吧。我在北京医院已经住了半个月了。我的肺炎其实已经大好了。过两天,就在我家里谈……”
 
  王光美与我约定了见面时间。她并在电话中,又兴致勃勃地谈了一些对刘少奇研究的看法。
 
王光美接受采访有交换条件
 
  两日后,一个风和日煦的下午,我来到复兴门外一幢公寓楼内。王秘书给我开了门,小保姆给我送来茶水。不大的客厅朝南,布置得整洁朴素。不久,身穿浅灰色竖条棉布便装的王光美便含笑而至。
 
  王光美虽然已是黑白参半的头发,仍然洋溢着活力和热情,眼神中露出和善、也透出机警。
 
  我看窗外日光角度颇佳,便请她站在摆设着插花与盆景的窗台前,让我拍一张照片。她半开玩笑地说:你得寸进尺啊,这可不在约定的访谈范围内。结果却是我给她拍了照片,她又让秘书给我们拍了合影。
 
  秘书告退后,我拿出笔记本。王光美微笑着连连摆手,打断了我的发问。她说:我知道,你着急地要和我谈少奇的事。可我还是要先和你谈谈中国贫困母亲的事。你得答应我,在文章里包含这个内容,让大上海的读者也知道贫困地区的状况。
 
  我一边应诺,一边半开玩笑地说:这是您支持我们工作的交换条件吧。她笑而不答,径自拿出一份材料,让我“仔仔细细摘录”。
 
(下略——编者)
 
王光美和江青的奇特关系
 
  回到共和国第一大冤案——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主席刘少奇冤案,我的切入点依然是:刘少奇究竟什么时候才知道,“文革”要在中国爆发?这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中,既隐藏着尘封的历史之谜,也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
 
  王光美回答这个问题时,激动的情绪难以掩饰:“‘文革’要爆发,少奇他事先完全不知道。”
 
  王光美的这一说法使我十分惊异。须知,自1953年起,中共中央便分为一线、二线,由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虽然不少重要决策,仍由身居二线的毛泽东主持作出,但在决策程序上,特别是1960年代,一线实权大大扩大的局面下,毛进行全局性布置,已很难绕过刘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
 
  1960年代的格局,具体说来是,刘少奇在总书记邓小平协助下主持党中央工作,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周也要向刘请示。刘只有重大问题才向毛泽东报告,请毛发表意见或作决断。倘若毛不在京,除极其重大的问题外,刘可与在京常委商议后,对任何问题当场拍板(情况紧急时,可相机进行终结决断)。
 
  王光美对我说:从延安到北京,中共中央就形成了这样的惯例,“主席不在,少奇代。主席、少奇都不在,总理代。……总得有人坐镇么。”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发动‘文革’的呢?或者说,毛泽东是怎样越过中央一线,掀起对党内“走资派”的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呢?
 
  王光美告诉我,刘少奇察觉政坛上有一些异常动态,是江青1963年突然重新关注文艺工作。
 
  而这一特别信息,来自江青与王光美这两位主席夫人,讨论服装穿戴的一次谈话。
 
  1963年春,王光美将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度尼西亚等四国。由于外交部礼宾司的俞沛文司长坚持,刘少奇便批准王光美到上海定制一些出国服装。那时,江青恰巧在上海。江青便用“内行人”的口气指导王光美:服装穿戴嘛,要像安娜·卡列尼娜一般高雅,不要搞得珠光宝气(笔者注:从未以第一夫人身份正式出访的江青,在“文革”中带着哭音咒骂王光美:我叫她出访四国不要戴项链,她偏要戴项链,一点不听我的!其实,江青那次在上海,只是劝告王光美不要别胸针,并未提及戴珍珠项链的事)。王光美向来敬重第一夫人,便谦虚地表示,她将尊重江青的宝贵意见。
 
  江青对王光美说完她对出国服饰的见解,便一个劲指责中国文艺界搞“封资修”,情况已经如何严重;甚至胡说文化部副部长、著名左翼作家夏衍,历史上是个“叛徒”……王光美返回北京后,便向刘少奇一五一十汇报了江青的可怕言论。但是,刘少奇并不认同江青的“奇谈怪论”,对江青也显得满不在乎。
 
  王光美告诉我:刘少奇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对江青,一贯都是既关心尊重,也不在乎。王光美对此具体解释:“因为有明确规定,她是秘书”。“她以前是不怎么出面的”。“毛主席一直是管她很严的,不是随便的。她有时随便地对我说什么,主席马上给我打电话说:不该说,说得不对。”
 
  王光美用一句话概括了江青的性格,“我如实说,她是个听了风就是雨的人。”
 
  对于江青这种 “听了风就是雨”的“来事儿”性格,王光美给我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这得从毛泽东1961年写的诗词《七绝·为女民兵题照》说起。
 
  1961年,国民经济因大跃进失败而陷入困境,为了防备外敌趁机入侵,各地加强民兵训练。这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身边的女机要员小李,到菊香书屋去给毛送文件。小李将离去时,毛泽东问她是否已参加民兵。小李便把自己持枪而立的操练照片拿给毛看。毛看后十分高兴,便在地理书的空白处挥就一首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毛泽东把诗送给小李时说:年轻人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哪!
 
  王光美说,江青“她是夫人,当然看见这诗了。我是少奇夫人,她就跟我也说了”。当时,江青对王光美就是这么友好。然而,令王光美和中南海诸位夫人瞠目的是,江青“从此就不穿从前的裙子了。而她过去……衣服很讲究的”。
 
  江青不穿裙子只是第一步,接着在服装上又出了新花样。王光美告诉我:“你以后看到她穿军装的相片了。她这不是从‘文革’开始的,从1964年就穿了。毛主席在十三陵看三军大比武时,她已经穿军装了。”
 
  以后,江青便经常穿着崭新的军装出入中南海,并参加各种活动。不过,军装上没有帽徽和领章——总参谋长罗瑞卿作了限制。
 
  第一夫人换穿军装参加活动,红墙内其他夫人怎么办?王光美只好去问刘少奇。刘少奇的回答既简单又明了:你们这些人又没有参军,穿军装做什么?江青她要穿军装,随她去好了。
 
  江青换穿军装,仅仅由于“听了风就是雨”的性格使然么?王光美讲述的这个历史小故事,使我生出一些疑惑:这后面还有什么政治隐情?因为,毛泽东曾对外宾说,1964年夏天(正是江青换穿军装观看大比武的那个夏天),他同刘少奇的斗争开始了。总之,毛泽东这次大力支持江青对文艺界的指责。而国防部长林彪也在江青要求下,于“文革”前夕介入对文艺和意识形态的大批判。
 
  时至1966年8月,“文革”风起云涌之际,建国后首次穿上军装的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检阅百万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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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建国 来源:《领导者》杂志 发布时间:2010年0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