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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梦想：八十年代的经济探路者
1976年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但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在党内和社会上的认识差异相当大。绝大多数人认为，“文革”前中国经济社会体制是完美的，“四人帮”破坏了这种体制，因此，打倒了“四人帮”就应该回到“文革”前的十七年。只有少数人从十年“文革”的灾难中看出了“文革”前十七年经济与政治体制的缺陷，认定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这少数人的核心就是邓小平同志。
此时的中国已被“极左”路线统治了近三十年。“文革”前的十七年“极左”的路线已经形成，且占据了统治地位，“文革”中“极左”思潮发展到了顶峰，而“文革”后的“两个凡是”的思想则是“极左”思潮的延续。在这种局势下，改革从哪里起步？目标是什么？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这样的改革谁也没有经历过，既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指导，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其艰难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社会变革。
我们应该永远感谢邓小平，历史也会永远铭记邓小平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丰功伟绩。邓小平是前无古人的。作为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领导中国走上改革之路时，已经明确了三点认识：第一、改革的目标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具体的目标，经济体制上是“政企分开”，政治体制上是“党政分开”；第二、改革的路径要在改革的实践中探索，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第三、改革的前提是“稳定压倒一切”，即采用渐进的方式，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政治体制转型。1978年，改革在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中拉开了序幕，1979年，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践中，改革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了。
“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改革是在没有什么方案的情况下“边设计边施工”的。其实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不可能有预先设计好的方案再建立。哈耶克在《个人主义：真与伪》中指出：“人类赖以取得成就的许多规章制度，已经在没有计划和指导思想的情况下产生出来，并且正在发挥作用。”“我们在人类事物中所发现的绝大部分秩序都是个人活动不可预见的结果。”他还引用十八世纪思想家亚当•弗格森的话：“国家的建立是偶然的，它确实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人类一切好的制度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一切坏的社会制度则都是事先设计的结果。中国的改革并没有先例，任何人都不可能预先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方案。“摸着石头过河”是唯一的选择。
虽然改革没有设计完整的方案，但必须在走完一步之后，有下一步的方案。这就好像摸着一块石头走完了一步，还要找出下一块石头。在改革过程中寻找下一块石头的，主要是那些推动改革的官员。但不可否认，在不断摸石头的过程中，官方经济学家起到了重要作用。所谓官方经济学家，是指那些本身也是官员或在国家机关（包括研究机构）任职的经济学家。他们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改革中的作用。一来他们身为官员或学者型官员，了解中国的实际，能提出符合中国国情并能付诸实施的理论或政策，二来他们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见解可以直接影响改革中的各种政策。与学院派的理论经济学家不同，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系统学习过现代经济理论，很多甚至是自学成才。但他们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了解要比学院派深刻得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是学院派经济学家望尘莫及的。而且，他们的地位也决定了他们的见解可以上达天听。学院派经济学家难以有这种便利条件。所以，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官方经济学家，学院派经济学家只能在象牙之塔中玩他们的理论游戏。后一类经济学家也许有正确的见解，但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决策者有多少时间在日理万机之余去看他们那些宏大抽象、甚至不着边际的长篇宏论呢？
柳红女士的《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记述了这些官方经济学家在改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正是因为他们一块一块地摸石头，才有了今天中国的繁荣与富强。我也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但充其量是杂在千千万万观潮者里从改革潮中受益的“小民”之一。所以，当本书中的一些文章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时，我就拜读了，并且深受启发。这本书正式出版后，我又读了一遍，边读边想，勾起了我许多早已忘却的记忆，也让我在更多的层次上回忆起那一段思想解放的时光，当年那些看似平凡的突破并没有特别引起我的关注，但今天方知过去那些突破对中国进步的历史意义。柳红女士写的是三代经济学家，其实他们是同时在八十年代推进改革的。尽管他们所起的作用不同，但都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八十年代的经济学家，会是永远留在历史上的一个标记。
八十年代的三代经济学家对改革作出了什么贡献呢？柳红女士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把这些贡献归纳为十个方面的内容（见《华夏时报》2010.11.15-21，《回望1980年代的经济学人：专访〈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作者、独立学者柳红》）。我根据自己读书的体会，并参照柳红的总结，把八十年代经济学家的贡献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进行舆论宣传，解放思想，为改革的合法性论证。由于“极左”思想的长期统治，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歪曲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人们只能搞社会主义制度，如果要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必然引起天下大乱。要维持社会稳定就不能放弃社会主义。但由于长期左倾思想的统治，人们把许多社会的共同规律、许多正确的做法都视为资本主义。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来自保守派给改革扣上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因此，要改革，就必须澄清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不是社会主义。这种工作最早是由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开始的。八十年代的经济学家接过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旗帜，在经济领域清除“极左”思想。这种工作是由于光远先生在1977年至1978年间组织的四次按劳分配讨论开始。在以后与保守派的斗争中，他们让人民认识到，改革并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而是完善社会主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就确立了改革的合法性，使改革能顺利进行下去。
第二，探讨中国改革的目标与战略，使改革向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市场经济方向前进。这主要是澄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仍然是坚持计划经济的，但如何在计划体制下引入市场机制是改革的中心。从孙冶方先生的“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到薛暮桥先生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探索、刘国光先生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界定，一直到把计划经济界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些对市场经济逐步深入的认识反映在当中的各次决议里。这就使中国改革的目标越来越明确，最后在1992年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
第三，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使改革得以进行下去。他们支持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也不断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与困难。改革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这是农民自发的创造，杜润生先生和农发组的第三代经济学家，深入一线调查，为中央支持这一改革提供了依据，并深化了改革。在改革的进程中，他们提出了许多既能推进改革又符合中国国情、行之有效的政策主张，比如，价格双轨制、放开私人经济、引进外资，等等。对宏观经济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投资膨胀、通胀等，也提出了适用的调节政策。在他们的指引下，中国改革的航船绕过了一个个险滩、暗礁，顺利前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他们的许多主张尽管没有全部实现，但今天仍然有意义，如董辅礽先生的产权理论、蒋一苇先生的企业本位论。在经济学界，不少人轻视研究政策的经济学家，认为他们为政府出谋划策。这是一种不好的风气。经济学是经世致用的，光讲理论，不解决现实问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经济理论本身也是在实践中发展的，实践就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对策。回顾中国的改革历程，可以总结出许多理论，所谓“转型经济学”不就是从改革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吗？也许这些经济学家本人没有把政策实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但他们的实践才是以后的理论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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