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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一个台湾思想杂志身世的故事
台湾的知识界，特别是在1980年代共同反国民党体制的知识界，在1990年代随着统独、省籍意识的激化而逐渐分裂。
1986年，台湾正处于黎明前夕的暧昧与躁动中。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社会上的各种抗议、冲突层层累积，威权体制的镇压能力和蒋经国的意志则逐渐弱化。1987年7月15日，国民党宣布废除长达三十多年的戒严令。台湾开启了民主化的大门。
那是一个思想沸腾的年代。《人间杂志》用黑白的影像挖掘着岛屿的悲伤与苦难，《南方》杂志深思着反抗的理论与实践，复刊的《文星》仍然高举着思想火炬。而1986年5月，一个知识分子气味浓厚的新杂志《当代》创刊了！往后十年，《当代》影响了台湾知识青年们对西方思潮的认识。
1990年代的思想性刊物如《岛屿边缘》也已经退场。《当代》虽然经过中间一次停刊，却一路挺到2008年，虽然性质和重心已大为改变。2010年夏天，《当代》重新复刊，但已经从一个思想性杂志转为一个政治立场鲜明的政论杂志，并且在现在的台湾政治光谱上，站到比较边缘的位置。
这个转变，不只是《当代》这本杂志的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也象征着台湾知识、政治版图的巨大转型。
让我们回到1986年。《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金恒炜先生，因为受到报社诸多政治限制，就想自己出来办一份刊物。由于他过去在美国以及在人间副刊做主编时积累的人脉，得以邀请许多重量级的学者如余英时、杜维明、金耀基、李欧梵、张忠栋等数十位加入“编辑委员会”。事实上，《当代》并没有总编辑这个职称，只有“编辑委员会”，因为金恒炜认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工作，而是知识分子的集体工作。当时有很多学者出钱出力，也有一群人如黄道琳、钱永祥、石守谦等一起策划选题。但实际上确实是金恒炜自己一个人在家担任具体的编辑工作。
1980年代后期的台湾，人们正在寻找反抗的思想资源，以对抗濒临崩解的旧威权秩序，所以从新马到后现代、后殖民等思潮，都不断震撼当时的知识界和文化界。《当代》创刊号的发刊词题为：《是当代也是反当代》，这篇文章强调《当代》创刊号介绍法国哲学家福柯不是偶然的：“福柯认为我们的当代文化强调专业训练，而专业训练容易使我们现代人陷入专业的条条框框而自我异化，成为单向的技术人。所以专业训练有两面性，既是具有教育意义的训练，也是牢笼式的管教。”
这段宣言清楚展现他们当时对知识作为一种批判武器，而非专业主义的信念。
《当代》的创刊号封面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他们本来是想在创刊时做“60年代”和海外“保钓运动”专题，但在戒严时期这些议题比较敏感。而当时在台湾思想界已经有不少人关注福柯，虽然尚未流行。到了第二期和第三期，他们终于做了“60年代”专题，第四期封面则是德里达。显然，《当代》是承接起之前《文星》引进西方思潮的角色的。
《当代》最初的构想是先介绍西方思想，把台湾本土的思想水平提升。他们前十年是以介绍法国思潮为主，第二个十年则注重德国思想，但也逐渐把关怀重心放在台湾，因为西方的思潮越来越容易取得，也有许多年轻学者回到台湾传递新的知识。
与此同时，台湾的知识界，特别是在1980年代共同反国民党体制的知识界，在1990年代随着统独、省籍意识的激化而逐渐分裂。重要的知识分子团体“澄社”，或者批判性的知识刊物《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岛屿边缘》都因为这个问题出现分化。
金恒炜本人也日益在媒体上发表被视为具有鲜明绿色色彩的言论，虽然他并不同意这个颜色标签，而强调他坚持的是自由民主和人权。
2010年复刊的《当代》将以对台湾的政治评论为主，而不再是对西方思潮的引进。这一方面是金恒炜个人关注重心的转变，另一方面也或许反映了这个社会不再对西方知识的引进感到饥渴。
台湾当然需要一份好的政治论述刊物，一份关于价值澄清、政策辩论的刊物。长久以来，主流政治力量早已出现“哲学的贫困”，而媒体的浅薄化也不容许有深刻思想的文章呈现。政治论述的长期贫乏，已经使得政治行动空洞化。新的《当代》真正作为一个好的政论杂志，而不只是特定立场的宣扬。
20年前，我们需要反抗的哲学，不论老左、新左还是后殖民理论。20年后，台湾彼此抗衡的蓝绿政治力量早已成形，却也日益空洞化。我们当然期待政治场域中的辩论可以更坚实而深刻，但当主流政治早已僵固而腐朽在，二十年前《当代》倡导的“反抗的哲学”，还是这个时代的必要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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