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社会把小学生都教成了趋炎附势的人

作者：郑文来源：《老人报》发布时间：2012年02月28日点击数： ( 字体：小大 )

核心揭示：资中筠说：“整个社会系统一方面说要讲道德，一方面把小学生都教成趋炎附势不说真话的人，将来会是什么样？民族的希望只能寄希望于中青年人，希望大家凭良心做事，守住底线，尽量不要同流合污。”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小学生在校生活（图片来源：著名摄影家晓庄）

资中筠（资料图）

81岁的资中筠仍然思维清晰，表达通畅。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退休后，她笔耕不辍，将经历抗战、内战、建国、“反右”、“文革”、改革开放至今的所思所感沉淀下来；又奔走呼告，不断重复启蒙与普世价值等话题，期待中国建立一个更为清明的正义社会。

跟那个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资中筠的思想演变路径“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三部曲，折射出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对知识阶层的反复塑造。

理想主义者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天津发生水灾，读高小的资中筠随家人避到上海舅舅家，融入一个济济一堂的大家庭。正是豆蔻年华，她躲在阁楼上“如痴如醉”地通读巴金的《家》，为主人公受封建礼教摧残致死而义愤填膺。

但“封建礼教”背后也有辐射中国读书人一生的精神传统。资中筠自幼秉承传统家教，熟读《论语》、《孟子》，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自反而缩，千万人吾往矣”等训诲，早就在其精神里扎根。

资中筠曾戏称自己这一代受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这令她有幸赶上了公民教育的末班车。自小学的“公民”课起，要学习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观念与行为规范；中学的英文课上则朗诵《独立宣言》。

1948年，资中筠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当时清华文科尚未分离出去，资中筠有幸得钱钟书、杨绛等名师授课，后来甚至指导毕业论文。

那时适逢国共内战酣热，校园里流行着“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书桌了”这样的热血呼告。而资中筠的父辈人有感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对共产党主政的新政权充满期待。1949年之后，一代人追求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的理想得以实现，对未来充满热情。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沸腾的同学们以各种方式献出赤子之心：有人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参军；有人写下血书，动员同窗奔赴前线。

1949年之前，安于书斋的资中筠本没有参加任何地下党活动，但随后校园里的波澜终于令埋首故纸堆的她，无法安于筹备毕业论文的课业。父亲资耀华衷心拥抱新政权，也劝她“在政治上求进步”。

作为班长，资中筠做了几件不逃避、相反还很“进步”的事。先是代表全班向系主任请愿，要求取消毕业论文，让同学们有更多时间投入社会活动。幸好碰了钉子，这竟成“文革”结束前最后一届做论文的文科毕业生。

在一个“太阳和国旗一同升起”的清早，资中筠发起全班女生爬到教学楼顶，在红旗下宣誓“把一切献给祖国”。后来，资中筠又在全校大会上表态，坚决服从全国统一的毕业分配。

受局势熏陶并沿袭父辈人理想的资中筠，不知不觉中滑向了理想主义的另一端。“在一定情况下，特别是年轻时，总有这么一种追求理想的内心的推动，容易走极端，也促使我后来在愚昧时期愚昧到这样的地步。”

与资产阶级父亲脱离关系

反帝反封建，打倒国民党与官僚资本主义，追求民主自由，实现现代化发展。欲从战事中解脱、实现国家独立的知识分子与青年人，普遍接受了这一套新颖、完整的思想体系。

1949年冬天，清华学生曾到海淀农村参加土改复查。资中筠深为农民的穷困生活状态震惊。书斋生活并未给予她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在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中，挑动了那根“担当”的神经。资中筠决心以新的意识形态好好改造自己，却料想不到随即而来的“改造”彻底影响了她的生活。

毕业后，资中筠被分配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工作，很快被卷入“三反”、“五反”运动中——任上海银行总经理的父亲资耀华由“民主人士”被打成“大奸商”、“里通外国”。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故意与父母疏远，向组织交出了全部家信，甚至不再来往。想登报申明与资产阶级父亲脱离关系，却未被组织批准，“不符合政策，也解决不了思想问题”。“那时候特别天真，觉得应该表里一致，不能在单位、在机关说划清界线，在家里又和他们聊家长里短、嘘寒问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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