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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良师黄遵宪：促使梁启超放弃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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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今人提起黄遵宪，一般都是和“诗界革命”联系起来，所谓“我手写我口”《人境庐诗草》等，这是一个文学史上的黄遵宪。但，黄遵宪的面相是多元的，在诗人、教育家、外交家之外，还有一个未必是政治家但却极具政治思想的维度。
黄遵宪
清末立宪运动的最早推手固属梁启超，但正如笔者曾指出，梁本人在首倡立宪时，亦依违于立宪与革命之间。促使梁启超最后放弃革命的因素固然不少，比如来自老师康有为的迫压，来自现实因素的各种考量。但就其思想资源而言，促动梁任公改辙易道，不得不提及一个被任公称为“平生风谊兼师友”的人物，他就是广东嘉应黄遵宪（1848年－1905年，字公度）。
今人提起黄遵宪，一般都是和“诗界革命”联系起来，所谓“我手写我口”《人境庐诗草》等，这是一个文学史上的黄遵宪。但，黄遵宪的面相是多元的，在诗人、教育家、外交家之外，还有一个未必是政治家但却极具政治思想的维度。该维度所包含的政治智慧不为今人所熟，但对立宪初倡时的梁任公，其作用有如拨乱反正的路标。
黄的思想不但影响了梁，而且在清末最后一代士绅中（如严复、康有为等），亦有相当突出的代表性。清末立宪最后归于失败，黄遵宪的思想亦隐而未彰。这是一笔久已忘却的历史遗产。
“君民共主”的政体选择
黄遵宪是梁启超的前辈，比梁大25岁，但他们是忘年交。这之间的过从还要从清末立宪前的戊戌维新说起。1896年3月，梁启超从北京到上海，“始交公度”。不久即在黄捐助并参办的《时务报》任撰述（即今天的主笔）。这是维新派开办的一份报纸，力主变法。梁启超也是从这里开始自己漫长的笔政生涯。次年秋，梁离开《时务报》，转赴湖南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此时黄遵宪已调任湖南按察使，佐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按熊希龄说法：“延聘梁卓如为教习，发端于公度观察。”
《时务报》和时务学堂都是戊戌变法的前奏。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讲学时，因为“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惹怒湖南顽固乡绅，向京都告发，以致成为戊戌党祸发生的缘由之一。戊戌之后，康梁分别逃离海外，黄遵宪在上海亦面临被捕之险。幸亏由于日本公使的干预（黄曾使日任参赞），清廷只是将黄削官革职，放归故里。
前期，黄对梁只是提携后学，奖掖才进。黄对梁的思想产生影响，主要是在他们的交往后期，即在戊戌失败之后、立宪展布之前，直到1905年黄去世为止。时黄在嘉应，梁在日本，维系他们之间联系的，便是隔洋飘海的书信。几年下来，他们的信函往来累达十多万字，是20世纪中国早期思想史的上好材料。
1902年左右，正是年轻的梁任公趋于激烈之时。黄在该年5月给梁的信中披露自己对中国政治的看法：“二十世纪中国之政体，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乎？”继而又曰：“胸中蓄此十数年而未尝一对人言。”黄氏表白，有其当时的背景。
20世纪中国第一个十年，在取法西方上，有不同的路径选择。有人主张走美国共和之路，如革命党；有人主张效法英国的君主立宪，如黄、康、梁。前者倡革命，后者主改良。在黄看来，美国共和政体殊不合中国民情。适于当时中国的，是英吉利而非美利坚。因此，英，还是美，摆在中国精英面前的这第一次政治选择，正如十多年后，英美，还是苏俄，成为中国精英们的第二次选择；它们不仅事关当时，更事关整个20世纪。
如果一段历史的头开错了，就会形成一种惯性，继续下去。不幸中国这100年来的历史，正是如此。
黄遵宪认为清末的政治改革当师法英国，是君民共主而非单边的君主或民主。鸦片战争后，睁开眼睛看西方的士绅们，将欧美国家分为三种，一为君主之国（如俄罗斯），一为民主之国（如美国），一为君民共主之国（如英国）。中国在两周时代有类于君民共主，周天子除王畿外，对四海之内的国土并没有直接而具体的管辖权，而是权力层层下放，形成周天子和各诸侯国之间的分治或共治。自秦汉以降，国家政权紧缩为皇权，从而形成君主专制。清末即这种专制的最后一个朝代。它的政治改革有两个方向，要么是美国式的民主，要么是英国式的君民共主。清末士绅大体不看好美国而是英国，盖在于美国搞共和，是因为它原本就没有君主。
另外，美国从移民开始即自治，100多年下来，国民养成了民主的习惯，所以他们可以共和立国。中国不然，其国情异于美国而同于英国，甚至比英国有更长的君主传统。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国民民智不开，无以形成面对国家公共事务的能力。因此，中国应该效法英国，在不推翻君权的前提下，走开明专制的道路，逐渐培养民智民德民力，从而实现立宪框架下的君民共主。这是一条改良的道路（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为当时大多数士绅所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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