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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民国思想界的历史高度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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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民国思想界的历史高度
时间:2010年11月14日上午
地点:深圳市少儿图书馆多功能厅
主讲人:章立凡(近代史学者)
【提要】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比较引人瞩目的有两段:一段是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另一段即与中国近代史同期之晚清至民国时期。两者的共同背景特点,是处于动荡、分裂、战乱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各种学术思想得以在竞争的生态中异彩纷呈。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后者处于东西方文明的对撞与交汇的历史环境,有了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20世纪上半叶大师辈出,极一时之盛;时过境迁,中国思想界至今仍未企及先贤们的思想高度。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结束了一个威权时代,新一波的“思想解放”运动,令思想界再度呈现活跃的气象,但历史的惯性依然存在,气候乍暖还寒,风潮时涨时落。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来临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脚步越来越快,多元化渐成大势所趋。梳理百余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各种论争的脉络症结,仍不离“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两大主题,而一个半世纪以来困扰中国的诸多疑问,依然挥之不去,有重新解读的必要。
章立凡:我注意到广东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从这几次来广东我发现一个特点,广东的讲学风气特别兴盛,不但在深圳,在广州以及广州周边地区,每个周末都有很多这样的讲座、沙龙活动。这个风气是清末以来的讲学风气的延续,从当年康有为先生创立万木草堂讲学那个时代起,广东实际上成为中国近代新思潮的策源地,而且近代改良和革命两次重大思潮的先驱都是从广东产生的。这得益于广州是一个口岸,毗邻香港,各种新思潮容易进入;而且商业也比较发达,较早形成了市民社会的雏形。我想这些都是广东在思想先行方面便利的地方。
百年两大主题:“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
我今天讲思想界的历史高度,也不局限于民国,会追溯得稍微远一点,然后集中讲民国。我注意到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引人瞩目的有两次,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一次是在近代,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民国这一段,这两段是学术界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当然可能有人会说魏晋时代算是一个,但是总体来讲,魏晋的精神是比较偏于消极的,而春秋时期和民国时期的思想上的争鸣是相当活跃的,是很有进取性的,但是这两次又有所区别,它们有共同特点,也有区别。共同特点就是都处于这种动荡、分裂、战乱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这种状况下,各种学术思想可以在竞争的生态里各自表现。但是两者也有不同,后者处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有东西文明的对撞和交汇的历史环境。我把它视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撞的结果。从秦汉以来,由于高度的封建专制制度,再加上独尊儒术的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形成了长期的文化专制,这种文化专制导致没有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出现,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以儒家为主导的,当然有人会提出有佛家、道家等等,但它们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直到19世纪中叶,从1840年开始,由于西方文明的进入,形成了东西文化的对撞,中国就面临一个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这样的变局不仅是经济上的,经济上是西方带来了自由贸易,政治上列强环伺、虎视眈眈;从文化上讲,西方的文明也进入中国,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多元的局面,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49年,然后又重新定于一尊。对这段历史应该有所梳理,我认为各种思想的争鸣,大体上还是围绕在当年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和后来学人们主张的“全盘西化”这两大主题。但是有很多问题我们今天仍然没有解决。
改良与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不易同时并行
首先是政治上的主义之争,清末的君主立宪主义(也可以叫改良主义)和实行排满的民族主义的交锋。这种交锋是20世纪思想交锋的第一波,主题上也就是到底是立宪还是共和,到底是改良还是革命,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一个是要解决体制问题,一个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解决体制问题。从改良和革命来比较,实际上改良的社会成本比较低,但不幸的是改良走得太慢,因为所有的改良,或者我们今天讲的改革,都是被迫的,统治者一般不愿意让出原有的利益,所以就造成改良或改革的滞后,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发生。革命走到了改良的前面以后,从这100年的实践来看,革命的后果未必好。
改良的理论,康有为提出“虚君共和”,他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叫做“总开关理论”。在1911年的时候,辛亥革命已经成功了,有一个年轻人叫王眉五,跑到日本见康有为,他问康有为,为什么别人都主张革命,你还是主张改良?康有为讲了一番道理,他说:君主制像一个大楼,我们要让这个大楼亮起来的话,就需要安很多电灯,但是我们不需要拆掉了这栋大楼重建,再安电线和电灯,我们只需要把原有的建筑布上线、安上电灯,然后有一个总开关,这样大楼就全都亮了。他比较了各国的革命,认为法国革命、墨西哥革命在历史上都流了很多血,而且持续长达八十年到一百年,对社会的破坏太大,主张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益。他认为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搞“虚君共和”,利用君主制原有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把这个体制改革,然后达到社会的进步。他认为如果骤行革命的话,列强就会趁机进来,实际上就把国家放在一个很危险的位置。这预言果然应验了,后来有了日本的入侵。从1927年到1936年这10年,我们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后来突然中断了,就是因为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而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阻击中国的现代化。
孙中山先生的观点和康有为是不一样的,他看到了欧美社会的很多问题,社会主义思潮在19世纪下半叶在全世界开始流行了,孙先生看到了另一方面,就是资本主义的很多弊病,所以他主张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同步进行,要一次完成。用他的话说叫“毕其功于一役”。这个观点后来被证明是没法实现的,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土地改革就没有实现,这跟它本身的政权结构及土地改革的成本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它后来到台湾以后实现得很成功,比大陆还成功。中共毛泽东搞的这一套,也是要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同步进行,所以他在掌握政权以后的这28年间,就不断地搞社会革命,最后搞文化大革命等等,但是越搞越乱。搞得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政治和经济的危机都十分深重。
在30年代的时候,吕思勉先生(他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就有这么一个观察,他说“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时并行,而社会革命,尤其对社会组织,前因后果,要有深切的认识,断非简单,手段灭裂的均贫富主义所能有济。”我觉得这个判断是很准确的。中国历代的王朝更迭,无不以“均贫富”为一种动力,实际上“均贫富”只是暂时的,不是一个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共和国前30年也是搞“均贫富”,结果是“均贫”,后30年又搞了另一种,就是“一部分人先富”,如今又导致两极分化。现在看来,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体制,就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分配制度。
五四的背景:社会主义思潮与新文化运动
下面再说说其他的主义,民国初年,各种外来思潮都进入中国。像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多人早年都是信仰的,毛泽东早年也是信仰进化论的,其他信仰进化论的思想界的人物也有很多,过了一段之后才逐步转向社会主义。还有君宪主义,还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等等。这些主义也出现本土化的变种,像三民主义、国家主义,这些都是一些变种。当年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不像今天这样非常地政治化,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国际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还有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等等,它们都算是社会主义。这个现象到20世纪初的时候还不是很明确,不像我们今天说的“姓社姓资”,那时候没有太明确的概念,也没有把它与资本主义对立到什么程度,都是在探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其实也是一种社会主义。
多元化的主义的出现和中西文化的交汇,推动了新文化运动。追溯起来,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初年就任教育总长的时候废止了读经,出任北大校长以后提倡“兼容并包”,而且引入了西方的大学管理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及后来的五四运动做了一个思想上的铺垫。新文化运动是清末以来启蒙思潮的继续,追溯起来,梁启超提出“新民说”,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再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思想解放,在这之前,中国人写的文章和平常说的话是两种东西,是不一致的。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讲,造成了很多的不便,很多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可能没法接受这些东西,或者没法理解这些东西。胡适提倡白话文以后,把文化普及的手段变得非常的尖利,可以很快地让更多的人接受思想文化。从白话文运动以后,思想文化就不再是文化人的专利,开始向平民百姓普及。
政治还是学术:五四以后思想界的分化
关于五四的反封建的意义,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我也不再多说。我想观察一下五四以后思想界的分化:一部分人走向了党派政治,另一部分人趋向于学术文化,但是界限也不是很明确。走向政治的这部分人后来很失落。我以前也谈到过,中国近代没有什么真正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大多是一种会党政治的延续,我把他称之为会党化现象。当时五四的先驱,除了李大钊是为主义牺牲了,其他的人,像陈独秀后来被排除出共产党,又坐了国民党的牢,最后又搞学术,但是他没有完全脱离政治。蔡元培先生担任政府要职,胡适也是,他们还是参政的,但是他们的主要贡献应该说还是在思想学术方面。还有像鲁迅、周作人兄弟是搞文学的,最后彻底投身政治的人都不是大知识分子。
1957年的时候,领袖对有一句话很反感,某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不了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毛泽东对这句话是很有情绪的,他当然是读过很多书的,但还是很有自卑感。此外,胡适晚年有一件事挺后悔,他说:当初我没有把陈独秀留住,结果他去搞政治了。这个背景是怎么样的呢?陈独秀是一个不拘细行的人,他去了北京的八大胡同,然后就出事了,北大就逼他辞职了。离开北大以后,他没有地方去,就到了上海,那时候正好苏俄又给钱,所以他就组织了中国共产党。胡适后来想起这件事,他说那时候我要是想办法把陈先生留住,后来的很多事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
当然历史也没法假设,可能有些事该发生还是要发生,也不是说一个偶然的事就能改变历史。但是这也说明一个情况,当时在社会上有很多共产主义的小团体,不止一个,而每个小团体的组织方式就是开会,然后办一个杂志,或者办一个书店,以此来传播共产主义。但是搞政治还是要花钱的,有的就是一笔经费花完了以后,影响没有起来,这个团体无形中就消散了。那时候苏俄是有想法的,它要在全世界推行他们的这一套,所以苏俄也在选择中国可以跟他们合作的人选,一起来推动苏联模式和影响的团体。当时也考察过很多人,比如吴佩孚、冯玉祥等等,还包括孙中山。最终选了陈独秀、李大钊他们这批人,那时候他们之所以能够搞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苏俄提供了很充足的经费。而其他的很多就没搞起来,最后就剩下这一个。
当然另外还扶植了一个,就是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孙中山曾经提出过,我们国民党也想加入共产国际,这个问题提了以后,共产国际很尴尬,因为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不够格的,共产党是可以的。后来提了一个折中方案,就是国民党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
问题与主义:主义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有点扯远了,再回到主题上来。现在胡适提出的“问题与主义”这个概念,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我们现在有主义,但是社会问题还是越来越多,而且单从主义的教义上,我们解决不了很多现实问题,主义与现实脱节,而且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
下面再聊聊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从西方来的,它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它有两条线,一条是思想的线,这条线严复是一个先驱,后来就是胡适;另一条是宪政这个角度的,应该是从梁启超开始,后来的继承者像张君劢、张东荪这些人,后来成为宪政运动的主要推手,抗战期间在大后方活动的“第三势力”,主要是这些人。张君劢在30年代起草了一个“五五宪草”,那是一个宪法草案,这个宪法草案在1946年经过修改,就变成了一部正式的《中华民国宪法》。现在台湾提到张先生,称他是“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到国共内战爆发的时候,“第三势力”就分化瓦解了,分成两派,一派到台湾,一派在大陆。台湾的代表人物就是像雷震,殷海光等等,留在大陆的是张东荪、罗隆基等一批人,但是这两批人最后都在政治高压下烟消云散。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再度兴起,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以后出现的,领军人物是李慎之先生。
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有多种,在中国也有多种,现在看三民主义,应该也算是一种社会主义流派,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社会主义色彩是非常浓厚的。国共两党在很多社会改造的观点上实际上也是一致的。国共两党基本上都是西方学说的本土化产物,而且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曾经“以俄为师”。历史上分了合,合了分,现在仍然在中国的两片土地上(一块很大,一块比较小)行使治权。所以,研究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解读西方政治学说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需要研究这两种主义和这两党。
还有一派人是强调中国本位文化的,这一派的传承直到今天都可以看到。当年康先生主张“以孔教为国教”,后来章太炎也提倡读经,说明无论改良派和革命派,相当一部分人在尊孔上是有共识的。虽然政治主张不一样,对传统的儒家文化都比较认同,但是共同的文化认同。不排除对儒教各取所需。这种情况也不是绝对的,梁启超就不是这样主张的,他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是从更高的思想文化角度来认识尊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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