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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日卖国”的段祺瑞另一面:大不了与日偕亡
开枪
如果不是在1924年无法拒绝权势的诱惑,段祺瑞原本可以保全他的晚年“名节”。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反水的冯玉祥拉段祺瑞出山,入京维持大局。这是段祺瑞一生最为显赫的职位。他曾力图有所作为,计划首先召开代表主要军事和政治势力的善后会议,实现国内和平;然后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最后,国民代表会议召开,通过宪法。但他手无兵权,所凭藉的无非是北洋前辈身份,与各地军阀皆有一定的因缘关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J·内森认为:“尽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个政治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他仍怀着国家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对时代的需要做出反应。”
段祺瑞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世清名就毁在了这一任上。
1926年3月18日。据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回忆,这天是阴天,天气有些阴冷,天空还飘着小雪花。下午时分,在执政府前,卫队对前来请愿的数千群众开枪。“霎时间,执政府门前,血肉横飞,死者、伤者互相堆压在一起,东辕门人叠人,有五六层,垛起了近两尺多高的人墙。与此同时,有的卫队还用刺刀、铁棍砍杀、殴击群众。这场有预谋的大屠杀,持续了半个小时,当场伤两百多人,死亡二十六人,后在城官医院、协和医院等处,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先后死亡二十一人,共死亡四十七人。”
次日北京媒体的报道可谓血迹斑斑。《晨报》第二版“北京群众运动空前惨剧国务院卫队枪击群众”,《京报》的报道则是“国民拥护国权大流血”。《国民新报》则直指最高首领“段祺瑞屠杀爱国民众”。
正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的梁启超,麻醉过后在十九日下午苏醒过来,神志还在半迷糊状态,隐约听着院中人说起这大血案的惨象。而在他的隔壁病房,就住进了一个胸膈间中弹的青年。
关于这天的回忆十分之多,卫队军人、请愿游行组织者国民党和共产党当事人、参加的学生和群众,皆留下了出于各自立场和视角的回忆。
这天,文学家朱自清也在现场。他体会到了死亡的沉默和鲜红的热血:“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这时并不害怕,只静静的注意自己的命运,其余什么都忘记。全场除劈拍的枪声外,也是一片大静默,绝无一些人声,什么‘哭声振天’,只是记者先生们的‘想当然耳’罢了……”
北师大女学生刘和珍的未婚夫方其道,目睹爱人的尸体,出声大哭却被警察喝止。
面对这淋漓的鲜血,总执政段祺瑞的态度如何呢?
一种说法是,段祺瑞得知卫队士兵屠杀学生,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他随即赶到现场,长跪不起。他发誓吃全素以终身忏悔,他的晚年因疾病身体衰弱,医生建议他吃荤以增强体质,他仍不肯破誓,在遗言里亦嘱咐不要用荤腥祭祀。国会也立刻通过了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贾德耀内阁向临时执政段祺瑞引咎辞职(未准)。对各学校举行的种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地报道,执政府也未敢加以阻拦。
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则给出了另外的说法。1959年,他在《文史资料选辑》上撰文《“三一八”惨案亲历记》,回忆说事件发生后,他去吉兆胡同段宅汇报,段祺瑞竟然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奖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
如今没有进一步的资料可以明确段祺瑞的真实态度,但无论如何,那些青年的血是流在了他的政府门前。鲁迅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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