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与《学衡》：无党无偏，不激不随

 

 

五四时代的保守主义者之中，虽不无泥古守旧，盲目排斥外来文化的传统保守主义者，然而其中的一部分，却或多或少受过西方文化的洗礼，他们致力于中西文化之调适，与主张新文化者同样的，期望能为中国未来之富强，开出一条正道。吴宓正是这些为我们所忽视的学者之一，他苦心孤诣，切切以捍卫传统文化精髓为己任，但与食古不化的顽固守旧者不同，他深谙西学，对现代风潮颇有心得。然而出入中西之间，他转而关照中国固有之人文精神，并选择其作为治学、观世、明志的依归。吴宓早在宏道学堂，便已尝试办过一份《陕西杂志》，而在清华求学时，也与汤用彤有经营印书及编译杂志的想法。1921年5月梅光迪致信吴宓，请其到东南大学任英语系教授，协助创办西洋文学系，并编撰《学衡杂志》。吴宓在朋友真情的邀请下，毅然放弃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之高薪聘任，来到东南大学，与梅光迪等同学知友，共同发展他们的理想事业。

 

《学衡杂志》是由梅光迪发起并主持筹办，1922年1月，由上海中华书局承印发行，具体负责人为中华书局新书部主任左舜生，至1933年7月止，共印行79期。在第一次会议时，梅光迪便宣布该杂志应不落窠臼，故不立社长、总编辑、撰述员等职位，以免有名位之争。但是吴宓却认为，办事必须有一定之组织与章程。职权及名位亦必须明白规定，如此对内、对外方可有所依循，他主张：（一）将学衡杂志之宗旨及体例，同仁之根本思想与公共主张，以明确之文字，写成数条，宣布于世 （二）为办事之方便，必须设置总编辑 （三）杂志第一期必须有发刊词或宣言置于卷首。会议最后决定吴宓为「集稿员」，负责汇集稿件，并写成目录。该杂志作者群主要有三部份（一）东南大学的师生（二）清华大学的师生（三）与杂志志趣相投之人。作者中颇多留美者，故较具有现代意识和世界眼光。这些人并无稿酬，惟视《学衡》杂志为一表达意见、思想或介绍学说之园地。在创刊之初与其唇枪舌战者有上海“文学研究会”之茅盾（沈雁冰）一派、上海《国民日报》副刊《学灯》之编辑邵力子一派，与上海创造社郭沫若一派。赞同者为上海《中华新报》主笔张季鸾，及日本维护儒学之团体。

 

杂志之宣言，即柳诒征（翼谋）所撰之“弁言”：一、诵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学。二、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邮思。三、译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四、平心而言不事嫚骂以培俗。揭橥真理，不趋众好，自勉勉人，期于是而已。《学衡》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党无偏，不激不随”。体裁及办法：（甲）本杂志于国学则主以切实之功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着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乙）本杂志于西学则主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致道听涂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由此可以知道，《学衡杂志》诸人对学术文化所标榜之方针，是一种温和、中庸的态度。既非不加选择的一昧崇尚传统，同时又不随波逐流或务趋偏激，以期提高学术及道德之水平，进而达到东西文化融合的目的。

 

杂志目录分为“通论”、“述学”、“文苑”、“杂缀”、“书评”、“附录”，在每期文章之前还“插画”。杂志内容涵盖了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实为一综合性之文化刊物。所刊载之文字大都为文言文，且多能达到“明畅雅洁之标准”，但未完全排斥白话文。《学衡杂志》可说是没有什么政治背景或目的，关心的主要还是文学、文化、教育等方面。它的一个基本立场是批评新文化运动的过激言论，主张审慎保留传统文化。当然学术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且学术水平很高。在介绍与评析中外思想上作了不少的事，其中讨论西方文化的论文和译文中，以介绍白璧德的思想为最多。

 

《学衡杂志》维持将近十二年之久，完全依赖吴宓之顽强毅力，实可谓《学衡》之魂。自始至终，实际主持编务的是吴宓，也以他奉献之心力最多，他说：“予平日办理《学衡》杂务，异常辛苦繁忙。至各期稿件不足，中心焦急。处此尤无人能知而肯为设法帮助。仅二、三私情相厚之友可为帮顾。”其中之甘苦，由此可见一般。尤其学衡杂志本无经费，所有办大小事，需用之款以及每次开会之茶点费，纸张笔墨，邮费，全靠吴宓教书之薪水及向亲友募捐而来，才得以维持刊物运行。他为了学衡“昕夕勤劳，至于梦中呓语，犹为职务走说辩论”。他负责搜集文稿，独立承担杂志经费，这样的苦力支撑为的就是希望能维持杂志之正常出版，因此《学衡》可视为是他个人之理想事业。他又视《学衡》为天下中国之公器，乃理想中最完美高尚之杂志，故“悉力经营，昼作夜思。于内则慎选材料，精细校雠。于外则物色贤俊，增加社员，无非求其改良上进而已”。但在编辑的过程中，常遭到朋友的非难。如梅光迪自第 13期开始，便不再为《学衡》撰稿，并说：“《学衡》内容越来越坏，我与此杂志早无关系矣。”张歆海则对他说“吃力不讨好，不如不办。”1926年 11 月更接获中华书局来函，谓：《学衡》五年来销售平均只数百份，赔累不堪，故而停办。此事对吴宓之打击甚大，当时他立即致信张季鸾，托他转商泰东图书局接办《学衡》，然事未成，使得吴宓大感失望。继而他找陈寅恪商量此事，但陈寅恪却说：“《学衡》无影响于社会，理当停办。”为此他感愤百端：“所经营之事业终于破坏，同志友朋，均受社会排斥，秉其学德志节，归于日暮穷途之境。可痛哭之事，孰有甚于此？”不过他仍不死心，对《学衡杂志》之复刊仍抱有一线希望。在停刊期间，吴宓与胡先骕在北京重聚，本以为可以有裨于《学衡杂志》，但结果大失所望。胡先骕谓：“《学衡》缺点太多，且成为抱残守缺，为新式讲国学者所不喜，业已玷污，无可补救”，故应完全另行改组，丝毫不用《学衡杂志》旧名义，使前后渺不相涉，以期焕然一新。吴宓对同人这种视《学衡杂志》之名义为奇耻大辱，避之唯恐不遑的表现，心中至为伤痛。外界的阻难，世人的冷漠，加上同志之离异，皆使其倍感孤凄，感叹他为《学衡杂志》忍辱含垢，惟神明知之耳。

 

1927年 6月2 日（端午节的前两日），王国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学衡》在60期与 64期，出了两个专号。吴宓藉此关照自身处在传统与现代变迁的复杂思考中，他表面上虽是追悼王国维，实际上是哀自己。在《学衡》停办的一年中，吴宓始终不放弃希望，继续透过梁启超与中华书局的老板陆费逵折冲谈判，最后终于得到该书局之答复，同意杂志于明年继续出刊。由于吴宓把《学衡》当作是自己的事业，所以他期许自己，应冒万难而竭死力，继续办理，不使停刊。更警惕自己 ，必须重新振作精神，以维持《学衡》于不坠。

 

鲁迅曾在 1922年 2月在《晨报副刊》上，针对《学衡》创刊号的几篇文章作出批评，有其合理性，但就算他所批评的文章，确有讹误欠通之处，也并不能从逻辑上推断其主张本身没有价值。一事之失，也无妨全体之善，因此以“攻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来概括《学衡》杂志是不尽妥当。整体而言《学衡》杂志所刊登之文章，不似传统保守主义者的言论，立场较为持平，这与吴宓的努力有相当之关系。而吴宓不计代价的孜孜从事此一吃力不讨好之工作，是希望将其理想与抱负，借着《学衡》此一管道传播出去，因此所发表之文章，也较能忠实的体现其思想。如苏光文先生所说，在《学衡》时期的吴宓，“人品和文品定型了、成熟了，并得到了充分的显露。了解和认识这个时期的吴宓，即可了解和认识吴宓全人之大半。”1932年秋冬，《学衡》杂志在南京的社员，希望与中华书局解约，改由张其昀创办的南京钟山书局印行，但吴宓反对，以致与南京的社员产生了意见分歧，最后社员改举缪凤林为总编辑，并与中华书局解约，但不久后《学衡》便未再出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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