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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与共产主义大楼:不知道那种天堂一样的生活是否真的存在过

作者:林 衍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1年08月31日 点击数: ( 字体: )

 
“为什么落啊?”年轻的租客将身子往前倾了一下。
 
“为什么落,我哪知道为什么落?你告诉告诉我,现在物价为什么涨啊?”
 
老爷子合起折椅,拍拍屁股扭头就走,“放炮完毕,走人!”
 
老徐则在一旁闷头看着报纸。他订了5份报,每天看,但很多时候还是觉得自己“怎么都跟不上形势”。
 
他眼看着,大楼明明是公房,却被一些租户私卖出去,到房管所托托关系就能转让出租权。他也想过调查一下,“举报他们”,但最后还是觉得算了,“到头来枪口还是对着我自己”。
 
想不通的还有国家大事,“当初号召我们打倒大地主刘文彩,可现在那些‘地主’,比刘文彩大多了。”
 
因为怕自己“得了精神病”,老徐还曾特意去看过两次心理医生。
 
医生告诉老徐,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建议他“去找中央党校的老师聊聊”。
 
“我们离死都不远了,还管这些干嘛呢?李主任你说呢?”老徐站了起来,问旁边的李秀梅。
 
“早被淘汰了,还什么主任不主任的。”李秀梅看有外人在,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尽管20年前就已经退休,她还是保持着每天下午给老住户们分发报纸和信件的习惯。7月末,她还组织了一次楼里老党员的集体活动,每个人为党的生日写一句祝福。
 
大楼的共产主义气质吸引了我
 
老人们偶尔会聊起,当年另外两座公社大楼,如今变成了什么样子,又发生着怎样的故事。
 
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早在2001年就在危房改造中被爆破拆除。据说,爆破在夜里进行,许多搬走的老街坊都专程回来跟老楼告别。出乎意料的是,大楼竟然有一个角没有炸掉,后来又用铲车铲了3天才拆干净。老人们执拗地认为,这是因为建大楼的材料是“全中国最好的”。
 
从2003年开始,位于西城区的福绥境大楼也传出了拆迁的消息。有人说拆迁是因为大楼被列为北京市第一重大火灾安全隐患,也有人说是因为“影响了白塔寺的风貌”,但更多的被拆迁者则相信,真正的原因是金融街的北扩。
 
如今的福绥境大楼里还剩下不到30户的坚守者。狭长阴暗的楼道里,很多房间已经被砌上了红砖,彻底封死。大楼旁的福绥境小学,如今也被并入官园小学。这座大楼甚至被人们叫做“鬼楼”,一到周末就有学生们到空荡荡的楼里去“探险”。
 
去年,这座早已不在新闻中出现的老楼曾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央美院的一个学生以这栋大楼为蓝本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设计,主题是将其改造为专为“蚁族”群体而设的青年旅社。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翻新的公社大楼里专门设计了一个发泄室,以及一个党支部办公室。
 
“我希望为城市里的弱势群体做一点东西,而福绥境大楼的共产主义气质,吸引我把它当做改造原型。”设计者胡伟楠这样解释他的初衷。
 
不过他也表示,在金融街北扩的背景下,这个方案也许只是“又一个乌托邦”。
 
正是因为这个作品,胡伟楠已经被一家著名的建筑师事务所相中,而他将要投身的设计项目,是一个高端别墅群。
 
关于福绥境大楼的故事,安化楼里的老人感同身受。大楼建成时,周边还是土路,现在已经变成了被称为“第二长安街”的两广路;楼旁的坟头和菜园则变成了每平方米售价4万元以上的商业住宅区。
 
老人们抱怨,曾经是地标的九层大楼,如今只是个“矮胖子楼”,跟环境和时代都格格不入。
 
王守恒记得,自己女儿上学的时候,别人问她家住哪儿,她都会大声说,“安化楼啊!”到了孙辈,小外孙女却说什么也不愿意带朋友进楼了。
 
尽管大楼门前的公交站牌上仍保留着“安化楼”的站名,但它的确正在被人们遗忘。一个年轻的租客说,打车回家,总要告诉司机师傅“去富贵园小区对面”。
 
偶尔,这座大楼也会被人想起来。北京奥运会前夕,灰色的大楼被刷成了粉色。前几年,一部葛优主演的电影《卡拉是条狗》也在大楼里取景。谈起在这儿取景的原因,李秀梅轻声说:“破呗。”
 
去年,一位建筑师曾经探访过这里。离开之后,他在一篇手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当这一切消失,他们最不容易调适的,将不是房价、房租、平米数,甚至不是地理位置,而是在大家一样贫穷也就等于一样富有的年代里才能享受的优越感,将一去不复返。”
 
黄昏时分,斜阳笼罩着安化楼,拖出了长长的影子。
 
大楼老了。
 
门前多了一个可供轮椅通过的无障碍通道,电梯不再是三层以下不停,外墙贴上了“大楼容易造成外墙灰皮脱落现象,敬请此楼及附近居民不要在此停留”的告示。
 
设计大楼的人老了。
 
金诚伤感地说,能一起聊天的老同事越来越少,“前一天打完电话,后一天也许人就没了。”当年具体分管安化楼设计的建筑师叫张念真,已经在去年去世。
 
大楼里曾经的年轻人也老了。
 
王守恒的耳朵上已经戴了助听器;李秀梅的老伴儿去世了,陪了她很多年的狗也在前年老死了;徐钦敏的妻子去年死于突发脑溢血,他自己也曾写好一封遗书,要求死后将遗体捐给医院或护士学校做研究。
 
晚上7点,老徐准时回到自己的小屋。他从微波炉里取出前一天蒸好的鲤鱼,坐在写字台前吃晚饭,并时不时地扭过头,关注电视机里的《新闻联播》。
 
这个狭小的房间从来没有装修过,墙壁是蜡黄色,窗户玻璃裂了缝,墙上的钟也已经停掉不走。电视机顶上,摆着老两口的合照。
 
1960年底的一天,意气风发的北京机床电器厂厂长徐钦敏带着他的妻子、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和一张木板床搬进了公社大楼。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相信,美好的新生活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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