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在网络上难以理性辩论？

作者：mlln 来源：豆瓣社区发布时间：2012年03月16日点击数： ( 字体：小大 )

（节选一段初译稿，也许对我们会有所启发，为什么在公共议题的讨论中，我们难以说服对方，同时也难以被对方说服。为什么韩寒和方舟子，以及他们的支持者，会在讨论中完全忽视对方的证据或辩解。以下这段译稿来自E. B. Bernays的成名作Crystallizing Public Opinion，限于水平，远不算精美；限于版权，也只能发布其中一段。译作预计将于今年出版。）

即使马丁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痛斥他所谓的宣传，他也不得不承认，出于人类共有的根本性心理因素，一个观点的追随者会认为支持其他观点的人大多是出于堕落或者不道德的动机。

他说：“群集中的人（the crowd-man）在他的观点被挑战的时候，将会竭尽全力避免自己遭受精神破产。他将会筑起防护网，使自己所在的群集不至于分崩离析。而达成这一目的，有时仅仅通过简单地宣称反对。任何一个挑战群集观点的人都将会遭到驱逐，并且不被允许继续发言。而对于相反观点的证人，他的证词有效性必会被大大削弱。通过对证人的贬低，这些证据的价值也将会被剥夺。‘他是一个坏人；群众千万不要听信他的话。’他的动机一定是邪恶的，他是‘有阴谋的’。他是一个没道德的家伙。他撒谎，他不真诚，他没有勇气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是‘他所说的都是些老套的话，没有任何新意’。

“易卜生的戏剧《人民公敌》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群众投票认为斯多克曼医生没有讨论问题的关键——浴场。事实上，市长主持这场讨论，并且官方宣布医生所说的“水源有问题”是不可靠而且言过其实的。然后，居民联合会的主席开始发言，控诉斯多克曼医生实际上在秘密策划“一场革命”。最后，当斯多克曼医生告诉居民们他这一行为的真正意义，并且说穿了有关“集合的大多数”的一些朴素真理时，群众们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并没有证明医生的结论是错的，而是直接把他拿下，认定他为“人民公敌”，并且进行无端的指责。”

如果我们对公共关系顾问工作的某一个具体事例进行分析，我们能够看到集群思想的运作将会使公共关系这一职业很难受到广泛的肯定。让我们再次以关税为例。显而易见，争议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持有完全公允的观点。进口商谴责制造商的不讲道理，并将自私的动机加诸在他们身上。当说到自己时，进口商就会认为他们的提议是基于社会福利、国家安全、美国主义、低价原则，以及其他一切能够找到的理由。任何一家报纸的报导只要对其带有反对的意味，不管是基于事实的还是仅仅体现在写作风格上，都会马上被标榜为失实的、不幸的，没脑子的。进口商会认为，这些报道肯定是报纸在收取制造商的好处后进行的阴谋策划。

但是，制造商是否就是更加讲道理呢？如果报纸报导的故事不符合他们的利益，那么，这些报纸就会被标榜上“有阴谋的”、“被影响的”、“带有歧视的”等等许多不合理的标签。制造商就像进口商一样，在这个争论中利用他能找到的所有基本标准为自己辩护——维持生计的工资、给予顾客更低的价格、美国标准的就业制度、公平交易、公正性。在这场争论中，对一方来讲，另一方的论点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

现在，如果我们将刚刚那个情况做一些延伸，公共关系顾问作为一方或者另外一方的代表进入了这场争论。这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明确的事实和数据也会被另外一方的追随者称为可怕的“宣传”。如果进口商公布了一些数据，表明增长工资是可行的，并且商品的价格也可以变得更低，他们的追随者将会十分高兴，并且坚信应该在公众中展开这些重要的教育工作，报纸对此也应该进行公正地报道。然而在另一端，制造商则会认为这些材料不过是“宣传”而已，他们要么会谴责公布那些数据的报纸或者整理那些数据的经济学家，要么会谴责提出了这些建议的公共关系顾问。

教育和宣传的不同，取决于我们持有何种既有观点。提倡我们所相信的东西就是教育，提倡我们所不相信的东西就是宣传。这些名词本身都带着社会和道德的暗示。教育是有价值的、值得颂扬的、具有启发性的、有益的。而宣传则是阴暗的、欺骗的、暗箱操作的、误导性的。只有到了今天，这个问题才开始有了些许转变，正如下面这篇文章所言：

“真相的相对性”，艾尔默•戴维斯（Elmer Davis）先生说，“对每个新闻人来说，都再熟悉不过了，即使对那些没有学习过认识论的人也如是。同样，如果能够允许我这样说的话，真理在华盛顿比在其他地方更加具有相对性。有时候，得出明确的结论是可能的。某个法案在议会中被通过了，或者没有被通过；政府发表了这样或是那样的声明；总统批准或者否决了某个法案。然而，大部分来自华盛顿的新闻都非常模棱两可，因为这些新闻来自那不愿透露姓名，甚至不愿被描述的官员的言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使新闻变得像一团云雾，像排放毒气的阴霾，笼罩着华盛顿每天的新闻报道。来自华盛顿的新闻并不倾向于说明事情是什么样的，而只会呈现在某种状况下事情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哪个名人说过这样的话、或者甚至是他希望公众去相信什么样的事实，即使这些事实是黑白颠倒的。”

大部分被称为舆论的问题，在它们的事实和结论方面，都比这位《纽约时报》史作者所描述的“来自华盛顿的新闻”更加模棱两可，也更加复杂。例如，试想一下被城市普通民众随意处理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复杂话题。一个未受教育外行会不加任何思考，便斥责新的医学理论。正如医学的历史所证明的一样，这些判断都是毫无道理的。

正如我们所见，政治、经济和道德的判断更多是出于群集心理和群集反应，而不是冷静判断的结果。试图相信这些状况并非不可避免是十分困难的。一个社会中的舆论包含了上百万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所有人都必须找到与大多数他者的共同运作基础，并一定会与社会整体中的普通成员们，或者与他们所从属的特定群体，找到某种智慧层面的一致性。对于一个人来说，在每个议题上都会存在不同的事实。社会等不及去发现绝对的真理，不能在做出决定之前仔细衡量每一个问题。结果就是，那些社会赖以生存的真理永远是在不同欲望的妥协中，以及不同群体的解读中产生的。这些真理一旦被确定，就会被不加质疑地接受和维护。在观点的斗争中，唯一的考验就是高等法院的福尔摩斯大法官所指出来的——在观点公开竞争的市场中，思想为自己正名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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