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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一生献国策：位卑如何才能忧国
位卑如何能忧国
在一些人看来，这不是问题。他们认为，作为“忧”的器官，人皆有之，“如何能忧国”，实在取决于每个人自己想不想忧国。至于如何忧，是像辛弃疾等古人那样把酒吟诗作词，“栏杆拍遍”的忧法，还是像宋人陈东率领太学生伏阙上书哭谏的忧法，似乎都不是问题。这是一种看法，是从对个人审视的视角对“位卑如何能忧国”的回答。应该肯定，这种看法对于提升个人修养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必须看到“位卑未敢忘忧国”，从其初始提出就不只是一个个人修养的私性问题。它的“忧国”指向是社会的、国家的公性问题。说白了，君主专制时代的士人喊出“位卑未敢忘忧国”，既有对士人的爱国节操指向，更有士人吊诡地诉求参与政治的渴望。只不过，后者深藏在“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旗帜之下而己。由此可知，“忧国”从来不是甚至可说主要不是只诉求对个人的爱国节操的修养，而是诉求政治参与。这一点，在君主专制时代，由于中国古代等级森严的礼制所限，士人只能抑制主要的政治参与渴望，凸显次要的忧国修养或以不计个人得失的忧国上书，体现对君主的忠诚和节操。时至今日的共和制时代，倡导“位卑未敢忘忧国”，就不能仅仅是对个人爱国节操修养的要求，而是公民对政治参与权的享有。从后者的角度看，今天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更多的是社会、国家层面的政治参与问题。因为，社会没有理由既要公民爱国忧国，又让公民遭难历险付出沉重的代价。换句话说，社会既然要“位卑未敢忘忧国”，就有责任同时解决位卑如何能忧国的问题。
位卑如何能忧国？在古代，一方面由于君主专制，“朕即国家”，并不希望臣民干预国政。臣民忧国得以君主为中心。君主要你忧让你忧，你就上上书发表发表看法；君主不要你忧你乱忧瞎，忧就可能被视为犯上，即使在肚子里忧也可能作为“腹诽”治罪。所以，君主不必考虑位卑如何能忧国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古代社会沟通的渠道、媒介所限，除了上书之外，没有别的可行的方式向高层传达忧国思想、建议等信息。这是上书成为位卑者忧国主要方式的原因。时至今日，神州共和，媒体昌盛，科技发达，解决位卑如何能忧国的问题，首选的方式不应是上书。那种用上书的方式表达忧国之心之议的，虽然其心也诚，但是，将忧国解难的希望诉托于某个上面的“圣明”或清官的做法，其本身就有悖于共和国的理念和原则。
位卑如何能忧国？说到底是一个国家的公民能否有效政治表达的问题。政治表达，是一种政治参与。以现代政治参与的眼光看，公民政治表达不是公民（用“上书”等方式）与高层官员之间的政治沟通。而是公民与国家、政府之间的沟通。这种沟通诉求的不是党政官员的认同（如，对“上书”的批示之类），而是诉求社会、国家、政府的认同。从这个角度思考“位卑如何能忧国”，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讨论：一是位卑忧国未进入诉求社会认同的层面，只是有点忧国情怀，书斋雅室写点忧国诗文、日记，茶余饭后谈点时政感慨，酒过三巡愤然抨击当下弊政，等等。对于此类忧国，只需社会宽容，不以言论问罪即可。二是位卑忧国欲进入诉求社会认同的层面，想通过忧国之思之议影响国家、政府的决策，匡正有害国家、社会的弊政败策。欲解决这类位卑如何能忧国，则需要在政治制度、社会机制上做文章，提供少付成本的忧国方便。一个国家的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让公民实现包括忧国在内的、平等的、有序的政治表达，是判定该国制度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尺度。最优的公民政治表达制度，既能让公民广泛表达，又是符合现代法治的，所谓广泛，不是大量“上书”、信访或经专门设计、组织的群众讨论，而是公民个人意见能自由、平等、充分地表达。这种表达是诉之于众的，不是只诉求上达庙堂天听。因为公民的忧国是对全体公民、国家、社会的关心，不是对庙堂天听的负责。因此他与全体公民均有权通过社会的大众媒介、非政府组织、互联网络、法定的制度渠道或在其所在的社区，表达自己的忧国之思之议。法律保护不违背宪法的表达不被任何组织或个人侵夺。
位卑如何能忧国？除公民应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胸怀之外，首要的还是在于国家通过政治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提供政治参与的制度空间，确保忧国之思之议的言路畅通。
（作者单位：黑龙江社会科学院）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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