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俄罗斯的灾难与十月革命的破坏力

作者：林贤治来源：南方报业网发布时间：2012年02月26日点击数： ( 字体：小大 )

【导读】监禁、流放、死亡，各种奴役和恐怖笼盖了全苏联。过去，我们一直把苏联的厄运同斯大林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确，时至斯大林时代，“红色恐怖”达于极点。但是，在书中可以看到，没有哪一个虐待或杀人项目纯出于斯大林的发明。就连因为在信中议论斯大林而犯禁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写到的“古拉格”，也都是在十月革命过后不久建立起来的。《古拉格群岛》中的囚犯的惨苦情境，令人不忍卒读；及至读到本书关于“儿童古拉格”一节，才晓得人世间还有更其可怕的魔窟在。

古拉格集中营（资料图）

今日俄罗斯：黄昏，还是黎明？

20年前的冬夜，莫斯科上空印有铁锤、镰刀的红旗缓缓降下，一个雄踞欧亚大陆达70年之久的帝国宣告解体。20年后，数万示威的人群聚集在广场、公园、市中心大街，抗议国家杜马选举结果，向普京政府及既定体制发起冲击。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第一次面临如此严峻的政治考验。

时值岁末，我读雅科夫列夫的回忆录《雾霭》。

俄罗斯的灾难直接来自革命

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回忆录。

虽然个人经历的线索相当清晰，像童年时代，读书及军旅生活，从事不同的职业，从报社编辑到政府官员，书中都有所叙述，但是，由此带出的另一条线索——俄罗斯的命运史、变革史，尤其是苏联时期的历史——占有更大的篇幅。显然，雅科夫列夫的本意并不在于描述自己，他不想仅仅作为孤单的个人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苦难的亲历者，为历史作证。

回忆录从斯托雷平改革说起。作者称斯托雷平为“俄国的伟大儿子”，给予高度的评价。代之而起的十月革命纯属偶然，甚至革命前夕，流亡国外的列宁还说革命将是下一代人的事，可见对于革命，他并没有足够的规划和准备。然而，更重要的是，相对于斯托雷平改革，十月革命是多余的暴力行动，它将一种破坏性强加给了俄罗斯。在作者看来，俄罗斯的灾难并非始于斯大林时代，源头乃直接来自革命，以及它所确立的集权制本身。

革命的破坏力，首先是对人类生命和生存权利的剥夺。十月胜利后，作者用了很多笔墨叙述杀害沙皇全家的惨剧，紧接着是肃反，查封报纸，监视和逮捕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集体流放知识分子，在文化、科学界发展克格勃密探，迫害宗教人士等系列活动。书中写到对付神职人员的残酷手段，如剥头皮，在沸腾焦油的大锅里煎熬，用熔化的铅水做圣餐，推到冰窟窿里淹死，等等。继余粮收集制、禁止自由贸易、强制劳役之后，当局出动军队，对农村实行直接占领。部队武装配有火炮、装甲车，直到飞机。不愿交出粮食的农民即宣布为“人民公敌”，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并瓜分财产。有一个马林斯基县，将被捕的富裕农民统统勒死。农民起来造反所受的镇压，其严厉程度可想而知，整个过程广泛使用人质和连环保制度，甚至不惜动用“窒息性毒气”。其实，作为专制工具而被利用的军队同样不能幸免于难。战争期间，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人数，就有15个师之多。

监禁、流放、死亡，各种奴役和恐怖笼盖了全苏联。过去，我们一直把苏联的厄运同斯大林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确，时至斯大林时代，“红色恐怖”达于极点。但是，在书中可以看到，没有哪一个虐待或杀人项目纯出于斯大林的发明。就连因为在信中议论斯大林而犯禁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写到的“古拉格”，也都是在十月革命过后不久建立起来的。《古拉格群岛》中的囚犯的惨苦情境，令人不忍卒读；及至读到本书关于“儿童古拉格”一节，才晓得人世间还有更其可怕的魔窟在。

惊悚的“儿童古拉格”

2002年，俄罗斯出版档案材料《古拉格的孩子们》，至今没有中译本。我是在本书中得以了解这些毫无抵御能力的绝对弱势的广大儿童，在苏联体制下的生存状况。早在1918年建立集中营起，就拿儿童当人质，儿童随同父母一起被判决成为合法。1920年，阿尔汉格尔斯克市的肃反人员枪杀12至16岁儿童，因此该市被称为“死亡之城”。1935年，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同未成年人中的犯罪现象作斗争的决定》，明令追究12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并可对其采取一切刑事惩罚措施，包括极刑。1937年8月叶若夫发出命令《关于对祖国叛徒的妻子和子女采取镇压行动》，规定对15岁以上“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儿童均立案侦查，并视年龄、危害程度及改造的可能性，关进集中营，或者迁往“特殊待遇保育院”。1941年5月，内务部又颁布了关于在少年劳动营建立情报通报网的决定。在卫国战争期间，大批儿童被驱赶至中亚、哈萨克斯坦和东部地区，当时，“移民”死亡率每年高达27%，其中大部分是儿童。苏维埃政权根据政治局和斯大林的指示，建立起专门的儿童惩戒系统，包括儿童集中营和儿童管教所、机动的接受分配站、专设的保育院和托儿所等。正如雅科夫列夫指出的，他们利用整个系统的资源向儿童“开战”。在这里，儿童必须忘记自己是谁，何处出生；必须忘记自己的父母是谁，现在何处。1939年，贝利亚就曾经向莫洛托夫建议，给这些夺来的儿童重新命名。

这就是“儿童古拉格”。书中有一段令我十分惊悚的描写，引自诗人库尔季诺夫的回忆录。一天，这位诗人作为会计前往诺里利斯克集中营婴儿院做资产登记：

“跨进门槛，就是孩子。一大群不到6岁的孩子。都穿着小棉袄和小棉裤。背上和胸前都有号码，和囚犯一样。这是他们母亲的号码。他们习惯于看到自己周围清一色的女人，可是听说有男人，爸爸。于是一窝蜂朝我跑了过来，高声喊叫：‘爸爸，爸爸。’这是最可怕的：小孩身上带着号码。而板棚上都写着：‘感谢斯大林同志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的童年’。”

变态的政治伦理学。

一个肆意扼杀儿童的国家和民族，注定是没有前途的。儿童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苦难带有标志性，显现了极权主义国家中的人民普遍沦为无权者的可悲的现实。雅科夫列夫担任“政治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员会”主任一职达十余年之久，阅读过数千份案卷和证词，自称对“人民的悲剧”的了解胜过任何一个人，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俄国社会报告所有这些事实。庞大的苏联，为什么竟可以在一夜之间悄无声息地消失？帝国的命运，其实早已深植于人民的命运之中——还黑暗于黑暗，它最终遭到历史的报复，并非出于个别人物的暴虐或政策的失误，体制才是根本性的，所以说解体是一种必然。

在回忆录里，雅科夫列夫没有过多地纠缠于苏联解体事件，实际上，他本人对苏联解体也当负有一定的责任。对他来说，解体与其说是结束，无宁说是过程，一个克服的、修正的过程，也即改革的过程。社会除非不改革，要改革，就必须以人为目的，使权力返回到人民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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