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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人徐铸成：被划为大右派另有隐情
反右运动中，文汇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作检讨（右一），图片引自《老照片》。
徐铸成（1907—1991）长期主笔《大公报》、《文汇报》，名播寰内。不过，真正使他名声大噪脱颖而出的，并非其新闻专业，而是那场满地走石的“反右”狂风，毛泽东撰写了那篇《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以及另一篇收入《毛选》五卷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至此，徐铸成作为22名中央级大右派“名垂青史”。
祸从口出，未能置身事外
徐铸成早年毕业于北师大国文系，1927年即半工半读涉足新闻界，供职国闻社与《大公报》，深得张季鸾、胡政之等《大公报》元老青睐提携，迅速身列新闻界前沿。1949年前，出于人文知识分子天性，徐铸成始终热衷社会变革，倾向红色共运。1949年2月，他以香港民主人士身份，与陈叔通、柳亚子、叶圣陶、马寅初、郑振铎、王芸生、赵超构、宋云彬、曹禺夫妇等名士，同船北迎，参与中共建政，入住六国饭店，躬逢其盛，乃首届政协委员。
1949年6月，上海刚一接管，沪版《文汇报》复刊，然诸多“新套套”每每使许多文汇老人瞠目结舌。如中共军队攻占长沙，无线电已传确讯，翌日刊出，被指“抢新闻”、“资产阶级办报作风”——因为，新华社尚未正式公告。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要闻编辑按章分题，以醒眉目，亦遭斥责，指为“离经叛道”，如此重要文件，只能以经典排版，原式原文，安可自由处理？
1957年春“鸣放”期间，徐铸成3月27日率中国新闻代表团访苏，5月9日回京，13日回沪，整天埋头写作“访苏见闻”，逐日刊于《文汇报》。因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再三力邀，徐铸成出席了即将闭幕的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会上鼓励“鸣放”，吸收党外名士与会，助党整风。那天，会上有人说到党内党外需要“拆墙”，一位大专校长发言，说自己毫无实权，一切由党委书记（兼副校长）说了算，书记赴京公干，贴出堂堂布告——“离职期间，所有校务由校长代理”云云。徐铸成从这一发言中获得“灵感”，要求第二天大会发言，说“拆墙”需要彼此尊重，并以自己与党员副总编钦本立合作甚欢为例，表明《文汇报》并无“拆墙”之需。其中，最“要紧”的一段是：党员领导要懂一点本行业务，完全外行，就会“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篇发言旋载《文汇报》。徐铸成“划右”后，一直以为是这篇发言惹的祸，深责自己“祸从口出”，自己不好。其实，徐之“划右”另有秘情。
被划为大右派另有隐情
据徐铸成之子徐复仑最近披露：1957年“反右”开始后，上海市委得到毛泽东已撰《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点名《文汇报》编辑部是“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而且帅上有帅，即章罗联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即“能干女将”浦熙修。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形成一个民盟右派系统。这样，上海市委就有一个需要确定谁为《文汇报》之帅的“现实问题”。一天，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与当时分管宣传的副部长张春桥同车去见市委书记柯庆施。途中，张春桥问石西民：“你看此帅应是谁？”浦熙修乃《文汇报》副总编兼驻京办主任，能够领导她的只能是总编徐铸成与党委书记兼副总编钦本立，两者之中必选其一。
由于1953年《文汇报》公私合营后效益不佳，1956年春一度改为《教师报》，不久由毛泽东提议复刊，以配合鸣放，力邀徐铸成掌印。徐铸成原考虑社址留京，20年的老朋友石西民与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劝徐原地复灶，保证尽力“解决一切困难”。更重要的是徐铸成访苏前，刚刚被毛泽东接见，毛当面高度评价《文汇报》，说是下午起身必先找《文汇报》，然后再看《人民日报》与其它报纸。毛对《文汇报》的这番称扬在宣传口人尽皆知，划徐为“右”，实在不便转弯子。石西民对张春桥说：“徐铸成3月27日就出国访苏了，这几个月《文汇报》由钦本立主持工作。徐出国前，毛主席曾亲自接见，并对徐和《文汇报》给了很高的评价。这个闹资产阶级方向的帅应该是钦本立。”张春桥答曰：“你说得不错，但是老人家（指毛）的心思谁也吃不透，哪天他又要揪钦本立的后台，岂不揪到你我身上来了吗？还是定徐铸成，再要揪徐铸成的后台，往章罗联盟身上一挂不就了事了吗！”石西民觉得有理，随后柯庆施也同意了“定徐”。如此这般，徐铸成的“右派”尚未经群众揭发批判，早早内定了。而且，为了彻底撇清上海市委，不留任何后患，《文汇报》中共党员一个都不划右，连原定要划的钦本立与唐海反被塑造成“反右英雄”，藉以说明《文汇报》党组织在上海市委的正确领导下，与徐铸成为首的民盟支部一直在做坚决斗争。
后来，事情还真让张春桥说着了，毛泽东真要揪《文汇报》后台，即揪徐铸成的后台，徐铸成顺杆子“挂靠”上章罗联盟，违心承认接受了章罗的“思想领导”，算是检讨过关，了结“右”差。此后，石西民与徐铸成再无任何接触。1981年，徐铸成增补全国政协委员，“文革”中也饱受磨难的石西民当面向徐道歉，并说出徐之“划右”的这段秘史。可见，张春桥确有相当敏感的政治前瞻性，当时就看透了“老人家”，其日后窥机爬竿应时发迹，自在情理之中。
晚年对政治“不敢妄置一辞”
“划右”后的徐铸成，仅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就遭到持续一个多月的面对面批判，发言者包括抗日名将蔡廷锴等。回沪途中，新闻协会主席邓拓怕他自杀，关照有关人员一路陪护。徐铸成的右派待遇是降职降薪处理（六类处理中第五类），工资级别从八级降至14级，比主帅章罗都降得多（章伯钧从三级降至七级，罗隆基从四级降至九级）。1960年大饥灾，徐铸成家底塌空，携牙牙学语的长孙郊游，买一包二角钱花生米，都要“咬咬牙摸出”，当孩子打开要吃，“我先数了一数，大小整整是15粒半。自己虽垂涎欲滴，也不忍分尝半颗了。”回到市区静安寺，肉馅包子每只半两粮票五角钱，“孙儿哭着要吃时，我只能强拉软哄，把他拉走了。”“文革”时，徐家被抄四次，每天接受批斗，赶出上海华山路枕流公寓（叶以群、傅全香、王文娟等名人名角均住此寓），在延安中路873弄蹲了四年不足十平米的灶披间，里弄“革命群众”时时刻刻监督改造。
1980年8月，73岁的徐铸成在“改正”大会上仍遭敲打，有人要他们这些“犯过错误”的老文化人必须谨记两条区别：一、不忘九个手指头与一个手指头的区别；二、勿忘“延安”与“西安”的区别。徐铸成先致感激，随即痛言：“含冤20年，人生有几个20年？我们这22人中（指中央级老右），三分之二已经不堪折磨离开人间。至于九个指头一个指头之分，有时难以区别，请问像‘文革’十年所犯之失误，是一个指头还是四五个指头？同样，当时号称两个司令部，究竟哪一个司令部是‘延安’，事先谁有识力敢于区别？”言毕落座，满场民主人士，只有一两位开明者，向他热烈握手道贺。
1980年9月徐铸成访问香港，发表观感：“回忆1950年我离港时，香港的面貌大体上与上海相仿，现在则差距悬殊，香港已成为世界第三金融中心，生产则与新加坡、南朝鲜、台湾并称亚洲四小龙。神州大陆人民至此，瑟缩变成穷‘亲戚’矣！”徐氏参观香港报社，看到一切电脑化，啧啧不已，再看到港民之富，感叹更深。“资本主义制度诚为剥削制度，但开放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又急速发展，亦有余力着眼于人民之福利，未可以社会制度落后，而闭眼否定一切也。”徐先生右派摘帽，帽痕犹在，还陷在“最优越的主义与最先进的制度”这一逻辑方阵中。当他听闻1978年从大陆合法入港者五六万，非法入境超过一倍，广州白云山“天南第一峰”题额下，众多青年投币占卜，投中“南”字预卜偷渡可成，评曰：“这股歪风实在使人不寒而栗”。
终徐一身，自谓“特别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但凡讲到“新中国”，一阵“尽管”、“虽然”以后，总要紧跟正面的“站起来了”、“得到温饱”之类。饶是徐这样应该灵通八面的新闻人与政评专家，在信息闭锁与政治高压中生活十几年，也耳塞目闭，既聋又瞎，并对政治“兹事体大，我不敢妄置一辞”，说香港“因为社会制度不同，在优越性方面，它是根本不能和我们相比的”。
当然，除了信息闭塞与政治高压的“帽痕”，晚年徐先生“拎勿清”（沪语：理解力太低）的根源还在于喝了那碗“知识分子改造”的迷魂汤。1983年，徐铸成写道：“全国解放之初，知识分子也像工农群众一样，无比兴奋……在批斗中，我自己承认思想、立场、观点没有改造好，但相信我能改好。”有了这样的“阶级觉悟”，有了这样自以为绝对正确的方向目标，再想掉头走出来，确乎难度不小。若天假以年，徐先生看到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逐渐恢复，看到路走回头，他会“顿悟”么？只是，即便这一代知识分子能够走出极左隧道，岁月留给他们的也只能是无尽惆怅与无限懊恨——来日无多矣！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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