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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重大的饥荒都是因为战争或独裁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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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米兰·昆德拉
在19世纪的100年中，全世界因为饥荒而饿死的人超过一亿人；在20世纪饿死的总人数则为7000万人，仅比地方病和流行病死亡的总数略少一些，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之和，这并未计算因饥荒导致的生育的减少和营养不良而夭折的人数。中国的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是过去100年中发生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饥荒。
可以说，所有的饥荒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所有的重大的饥荒都是因为战争或独裁专制，真正因为人口过剩和经济落后而饿死的不是最主要的。单纯的人口过剩和经济落后也会造成普遍的饥荒，但只能导致小规模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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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人文作家房龙曾说：“人类的历史就是饥饿的动物寻找食物的历史。”长期来看，人与食物一直维持着一种动态平衡，而饥荒就是保持这种平衡的手段之一，当人口大于食物供给的时候，饥荒就不可避免。在20世纪以前，饥荒的主要原因还是粮食的生产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也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起作用。
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有着发达农耕文明的玛雅帝国就在一场持续数年的旱灾中一朝崩溃。等到哥伦布1492年到达美洲时，玛雅文化已经成为一个遗失的往事，没人能了解这个谜。哥伦布给美洲原住民带来毁灭他们的瘟疫，却给欧洲和亚洲带回了美洲的玉米、马铃薯、华生和红薯。这些生命力顽强的高产作物使欧亚的大陆的粮食产量大增，随之也人口大增。
中国从公元0年人口达到6000万之后，直到哥伦布的玉米红薯来到中国之前，1500年来，即使幅员辽阔如日中天的盛唐时期，中国人口再也没有到达或超过过6000万。从明万历年开始，哥伦布使中国人口以几何倍数增长：康熙时到达1亿，乾隆达到3亿，民国达到4亿。随着人口增多，饥荒的规模也呈几何倍数增长，一场场动辄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饥荒比比皆是。
当中国华北正陷于民国18年年馑的时候，在极权主义的苏联发生了乌克兰大饥荒。这场大饥荒实际是30年后中国大饥荒的预演。这场发生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下的巨大灾难，一直被认为是斯大林暴政故意制造的人祸。当时，农业集体化在乌克兰遇到了普遍抵抗，斯大林政府毫不留情地以逮捕和流放甚至处决等残酷手段镇压乌克兰农民。同时，当局还禁止农民占有收获的粮食，并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农具、牲畜、种子）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
在这种坚壁清野的残暴统治下，1933年春天，在全乌克兰范围内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饥荒现象，但同时自乌克兰向外运出粮食的行动仍未停止。当年春天在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干旱又加重了饥荒的程度。与此同时，苏联政府禁止灾民向外流动，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到这些地区的旅行亦被禁止。任何未经政府许可，任何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被作为“阶级敌人”遭到逮捕处决。
由于缺乏官方统计数字，死于乌克兰大饥荒的人数只能进行估算，一般认为死亡人数大约在250万到480万之间，但记录片《苏联故事》中披露是700万人，而片中的历史镜头更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很多饿成骷髅一般奄奄一息的饥民被推土机埋入“万人坑”。除了饥饿外，缺乏营养、抵抗力下降后导致的疾病感染（主要是斑疹伤寒和伤寒），也是主要的死亡原因，尤其是城市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在整个苏联80年的古拉格群岛时期，累计将近有6000万哥萨克人、富农、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各种“阶级敌人”被以饥饿和饥荒的形式“肉体消灭”。
从1975年开始，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学习毛万岁，在全国进行“长征”，所有的城市人口被强行驱赶“上山下乡”。因为禁止随身携带食品物品和休息，至少有150万人死于长征途中。他们大多都是饿死累死和被活活打死的。所有的知识分子、华人和将近1/3柬埔寨公民基本都被红色高棉以这种人造饥饿的方式“肉体消灭”。1979年，越共出兵拯救了其余幸存者，但也因此招致中共的愤怒和报复，中共军队以排山倒海的突然袭击几乎致越南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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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经济学家布吕内尔在《饥荒与政治》中认为：饥荒之所以在一个群体中发生，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采取合适的措施来应对其获取食物之能力的下降，无论是由于自然原因（如干旱）还是经济原因（如食品价格飞涨）。他将饥荒分为3种：被否认的饥荒、对外展示的饥荒和人为制造的饥荒。饥荒的发生实质是食物权利的丧失。
关中有句俗语：一只狗头上还顶着三分粮哩。获取食物的权利是人的基本权利，中国人信奉“民以食为天”——吃饭就是天理。当饥荒发生时，一个人获取食物的途径有4种：迁徙、出卖、受助、夺取。以50年前的导致数百万人饿死的信阳事件为例，这4中途径均被堵死，因此使食物权利被彻底剥夺，饥饿使身体衰弱，直到死亡。中共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在回忆录中写道：“庐山会议以后，从1959年11月至60年7月为止，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扒毁农民房屋一百六十多万间。”经济学家茅于轼指出：中国三年饥荒是因为取消了国际国内的粮食自由交易，又不允许饥民出门讨饭，最后只有饿死一条路。
根据泰坦尼克定律，发生灾难时，越是社会地位较低的穷人，其死亡率就越高。饥荒发生时，穷人和家庭中地位较低者最先死亡。单纯饥饿一般很少直接导致死亡，而是饥饿所逐渐产生的身体虚弱、机体衰竭、免疫力丧失和病毒感染。从食物匮乏到大量人口死亡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先是粮食储备枯竭、粮价暴涨，接着出现代食品（野菜和糠皮等）、大量人口逃离，接着是各种财产贱卖。饥饿的迹象最先出现在孩子身上，孩子迅速消瘦。树木被砍光，家具被当做燃料，野生动物灭绝，宠物和牲口被人吃掉，种子也被吃掉，人们丧失生产能力，家庭关系自行解体。接下来就是尸横遍野，无人掩埋，瘟疫流行，活着的人丧失人性，不再彼此争斗，开始人吃人。最后麻木不仁，丧失饥饿感，人烟灭绝。
无论什么时候，人类生产的粮食总量一直大于人类所消耗的粮食总量，唯一的问题是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获取食物的途径和权利过于悬殊，因此导致饥荒周期性发作。在传统社会中，大量的饥荒属于自然饥荒，即粮食绝收引发的食物短缺，在交通条件受限的情况下引发饥荒。在现代社会中，化肥和农业技术使粮食产量大大提高，铁路公路飞机电话使交通沟通条件得到改善，再加上国家人道主义思想的普及，自然饥荒基本已经消失。特别是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颁布：“任何人都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自我的安全权”，“任何人都享有足以保障本人及其家人的健康和福利的生活水平的权利……”
如果说人类斗争的根源在于权力，那么可以说，谁控制了食物，谁就掌握了权力。日本江户时代的独裁者德川家康就曾经这样总结权力秘诀：“给予他们的食物应该刚好使他们可以活下去，让他们自生自灭替我们劳动。预先要想好办法，要拒绝他们，以防他们强大起来反抗我们。”德川家康所说的“他们”指的是“普通老百姓”。
伍修权在《回忆与怀念》中说，阿尔巴尼亚总书记霍查的女婿马利列，在1962年到中国要粮食，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李强没办法，又去找刘少奇。刘少奇命令从加拿大进口粮食的中国船队，立即改变航向，把进口救命的小麦，卸在阿尔巴尼亚的港口。而此时此刻，中国民众前赴后继地饿死。在这个国家，权力者根本不把牛羊一般、跟屁一样的“老百姓”当回事。蒋总统与毛万岁最大的区别就是后者完全控制了中国人的食物，甚至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例外——刘曾警告毛“人相食要上书的”，贺龙被饿死之惨状于1980年曾被拍成电影《元帅之死》。被称为中国“古拉格群岛”的“夹边沟惨案”中，就是对所谓的“右派”断绝其食物，使其肉体灭亡。这种“文明”的灭绝方式也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基本政策，而纳粹集中营体系又是从杀人楷模苏联引进的。在人类历史中，许多统治者将剥夺食物作为控制民众的一种战略手段，因此饥荒与食物实际拥有量无关。这就是杜甫谴责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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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饥荒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认为，食物拥有量的程度与饥荒的出现没有直接联系，或者说，很多饥荒都是人为饥荒。1755年，4万多人死于里斯本地震，伏尔泰十分悲伤，而卢梭则讥讽道：大自然并没有把4万人集中到7层楼房里去。在同样级别的地震灾难中，2008的中国地震死伤数十万，而同年的日本地震仅数人伤亡；去年的海地地震导致数十万人死伤，而临近的智利地震仅伤及数人，半年前的新西兰7级地震无一人死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天灾正越来越少，而人祸则越来越多。
阿玛蒂亚·森研究发现，饥荒政治实际是一种人为的短缺经济，它故意将目标人群长期置于食物（或住房、医疗、教育等必需品）严重供应不足，或者价格远远超出消费水平的状态，以此来控制他们，迫使他们陷入基本的生活满足中苟延残喘，而无暇去组织和策划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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