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中国崛起之后能否会真正走到文化复兴？ >> 阅读
中国崛起之后能否会真正走到文化复兴？
分享按钮
在21世纪的二十周年庆的时候，我们正好回顾二十年来世界的经过。这二十年，确实是大变化的前夕。今天世界经济大恐慌，许多迹象在十多年来二十年前已经看到了，譬如安然和霸林重大欺骗案，又譬如说日本经济的一蹶而不振，前者已经揭开了资本主义缺少诚信的重大缺失，后者又似乎预示了许多现代经济体的困境。二十年来另一个发展则是西方和东方的力量消长，并因此引发了东方世界剥复。两者之间当然是有呼应的关系，如果没有西东的消长，东方当然也就没有剥复之机。中国的崛起当然更是东方最重要的一个转变。
话从开头说起，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生是和启蒙时代西方文明的巨大转变同步进行的。西欧的启蒙运动，乃是扬弃了中古天主教文明系统另开新局。同时发生的是新教的革命，建立了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关系，不必再经过教会或者教宗的中介，个人直接向上帝负责。为了确认自己是上帝选定可以得救的人，个人必须不断的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这一种自我检验，造成了巨大的张力，也因此而有巨大的动力，推动个人努力完成使命。这才是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至于各种行为上的模式和反映的道德教条，其实只是这种张力的表象而已。因为“神爱世人”，在神前人人平等，所以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成为民主制度的基础。从天主教会解放出来的民族，也因此可以自己组织主权国家，于是列国体制代替了天主教会的天下普世秩序。重商主义演化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则是与主权国家的存在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后来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还是以“国”为“富”的基础。
当然我们更不能忽视，西欧开拓海外领土，尤其开发了新大陆，将新大陆的金黄金白银，无偿的掠夺为己有。这一大笔财富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蓝金子“，有了这个本钱西方才在海洋航道上开拓了全球性的贸易，再由贸易的利润发展了工业化。工业化则是与现代科学的发展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一般的中国人不太理解到现代科学与神学的关系，其实如果科学家不是认为宇宙的事物有一定可测的道理，他们也无法从宇宙本身的秩序，建立科学研究自然的理性，也就是必须有神的律作为前提，才能有自然的律作为科学研究的先设条件。从上面这一串话，我们大概可以看出，西欧近代的文明是和基督教的新教教义有密切的关连。
从启蒙运动的时代到今天也有两三百年了，经过长期的积淀，上述一套扣扣相连的理性网罗，也不免有相当的变化。主权国家的体制实际上已经在个人和普世的上帝之间又有一道遮拦，国与国斗，民与民斗，个人与上帝之间已经没有直接的联机了。民主政治，在美国建国时，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巨大的实验。经过两百多年的演化，这一套民主制度的不足也逐渐显露了。到今天，我们只能说民主制度可能是弊害较少的执政体，但绝不是完美的政体。民主制度的弊害较少，也许是和民主制度的效率较差是一体的两面。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基础，应当是舆论的自由，让人民有充分交换意见的机会，但是今天的舆论正因为舆论已经企业化，操纵舆论的手已经在一些财团的手里，而不是在人民之中的意见领袖。
在科学方面，近代的科学上探天文，内透细胞核，宇宙之间仍有许多不可解之处，但是其神秘性却已不能用旧日的神学解释。再加上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处人类接触十分频繁。世界文化的全球性趋向，和其多元性是分不开的。于是，新教神学不再是唯一的信仰，在众神并立之时，究竟哪一个神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对象？信仰的多元性，和前面主张的人类自由，使许多人有无所适从之感。
在经济方面，资本主义和工业生产配套，经济的规模愈来愈大，愈来愈复杂，财富不断增加，个人生活需求的欲望也跟着产品的日新月异和数量众多，不断提升和扩大。这种浮士德的精神，也不断要求愈多愈快，愈大愈好。以消费取向的经济有了巨大的动力，市场愈来愈大。企业规模庞大和公司股票的上市，一方面人人皆可能持有股份，另一方面无数的小股东根本无法管束企业的主持者。这种庞大无人能管束的经济体制，变成欲望的巨魔，可以无限地增加消费，不断地增加市场。市场信用的扩张，更是一个大黑洞，经济体的扩张不再能用货币的发行量衡量，只要人有贪欲，信用的黑洞就有自己不断扩大的动能。基督教的伊甸园，乃是神为世人设立的乐园，人可以使用其中任何的资源维持人的生活。这一个承诺，本身就使人不做自我的约束。人类消耗的资源也和人类欲望不断扩大，同步进行。于是，人类社会的环境不断的被破坏，人类消耗的资源也已经到了衰竭的临界点。上帝既然已经无力，企业的跨国化和交易的迅速流动，又使国家的法律管不住企业的行为。——这是最近两年来经济大恐慌的根本病源。1930年代大恐慌相对于这次而言，只是 “小巫见大巫”，没有这次这样全球性的规模和严重性。
1960年以来，世界各处都出现解构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有人以为这是虚无哲学，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革命哲学。在我看来，解构主义正是提出了警讯，预示出现了两三百年的现代文明，也就是以西欧启蒙时代的文明为主流的世界文化，已经无所约束，快脱缰而去，惊恐之下，或者失望之下，才有这种走向虚无的反应。有的人，人心思变，有的人被巨大的黑洞卷走而不自知。今日美国一般人士，没有安身立命的价值观。不少人追逐财富，此外无他想。大多数人浑浑噩噩，谋生之外，没有生活目标。美国的公私机构，工作效率，大不如前。青少年学业成绩，大为低落。毒品流行，去年从墨西哥走私进口的毒品，价值数十亿美金。这一个社会，不再振作，颇像清代的中国。欧洲诸国的情形，各有不同，而以前富强的英法，也与美国在伯仲之间。整体说来，西方社会已呈现叔世的征象。
直到最近两年来，还有不少经济学家以为问题的症结是在经济衰退，应可用更多的消费刺激市场，以矫正他们以为是周期性的经济调适。一直到最近，才有许多人意识到，这一次经济的恐慌可能是目前经济体制大崩溃的前奏，更可能是现代文明必须转型的信息。
中国最近的崛起，其实是以中国的廉价劳工和不加管制的资源（包括土地和环境），将世界消费品的生产转移到中国，中国人赚了一点工资的差额，却无可逆转地失去了生活环境和资源。无可讳言，中国因此累积的财富，由于人口和土地的基数大，也使中国的经济体俨然成为世界第二或第三的位置。假如中国的发展只不过是依附在前面所说的即将崩溃全球经济体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能长保经济荣景吗？
中国的问题也该从头说起。
中国的文明体系从春秋战国以后，逐步成形。儒家和道家提供的理念，都是从人的立场出发，“天”或“神”，其实都是“道”，并不像犹太基督教系统的“神”，主宰了宇宙的一切。“天”和“人”之间是互相影响的，人和人之间也是互相影响的。到了汉代，儒家吸收了许多先秦的各家思想，完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西汉今文学派代表了长期发展的儒学系统，宇宙，人间社会（包括国家），和人的身体，是三个互相迭合的系统，系统内部经常在变化之中求取动态的稳定，而三个系统之间，又彼此影响。所谓天人相感，就是指明环境可以影响人的生活，人的行为也对环境造成影响。同样的，社会规范个人，个人一举一动也影响了社会的整体。因此，主张人间秩序的皇权统治者，也必须向天和人负责。人对于天然的环境应当顺势而为，却不是“勘天而用之”，乃是和西方“人力胜天”的态度不同。国家或者皇权也不应绝对的掌握个人和社会，过度使用权力，也会招致社会的失衡。掌握知识的人，就应当提出警告，约束权力的滥用。于是，不论哪一种“个人”，都必须有自我约束，在一定的人际关系网络上，适当的有取有与。汉代形成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念，在东汉以后逐渐凌夷，又紧接着和外来的佛教配合，也与本土的道家思想相融，构成了积极与消极，进取和谦退，都按照特定的情况而有所平衡。这一套思想体系，基本上贯穿于中国的古代和中古文明，个人自己有责任自知何去何从。自我负责的精神，也可以形成巨大的张力，发挥为巨大的动力。
分享按钮分享到凤凰微博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 上一篇：如何解决目前的压力维稳机制存在的问题
- 下一篇：历史的启迪：再谈俄国进行的改革与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