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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百岁老人“人生边上”的思考
我们仨——杨绛、钱瑗、钱锺书
杨绛80岁寿诞时苗地为其画像，夏衍题词：“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才有识，独铸伟词。”
2011年1月25日下午，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来到杨绛家中，送上插满鲜花的花篮，给即将迎来百岁华诞的杨绛拜年，并祝她健康长寿。贾庆林深情地说，杨先生涉猎的领域非常广泛，在创作、翻译、评论、剧作等领域都倾注了心血，卓有建树，影响深远。“您崇高的精神境界、淡泊谦逊的人生态度、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我们感到由衷地敬佩。”
博学、魅力、恬淡、低调……这几个词汇都可用于描述杨绛和钱锺书伉俪的公众印象。
钱锺书在世的时候，几乎不见媒体记者，报刊和电视难见宣传他的踪影，甚至所谓的一些学术活动都不参加。钱锺书去世后，杨绛也如出一辙，只忙她分内的事，坚守她和钱锺书的文字世界。杨绛曾对记者说：“不见记者倒不是对媒体有偏见，主要是怕写我们，破坏我们的安静。”“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
然而，就是这位淡泊处世的老者，她的作品曾被邓小平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
一代才女已成为世纪佳话，她在“人生边上”的思考闪耀着人生智慧……
与钱锺书的相逢“缘起一面”
杨绛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家中，未满百日，便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少年时代，杨绛在上海读书。杨绛从小就学习好，但最淘气顽皮，曾因为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却因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
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中英文俱佳。身为大家闺秀又是才女，杨绛却全然未脱孩子般的淘气。在东吴大学时，除了戏曲、歌咏、器乐演出外，她还很得意自己善于“削水片”，“一片薄砖或瓦片抛出去能在水面上跳十几跳”。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开学无期。杨绛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在即，不能坐等，就想到燕京大学借读，借读手续由她的同学孙令衔请费孝通帮忙办理。2月下旬，杨绛等5人北上。路上走了3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上。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探头探脑，原来是费孝通，他已是第3次来接站，前两次都扑空。入学考试结束后，杨绛便急着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同伴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锺书。
杨绛初见钱锺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浑身儒雅气质，“蔚然而深秀”。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
然而，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锺书，说杨季康（杨绛原名）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锺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
一天，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费孝通此前曾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这回，杨绛的态度还是没变：“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仍跟杨绛做普通朋友。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锺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两人关系处得不错。钱锺书想想好笑，淘气地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费孝通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指爱上同一个人）。”
1935年，杨绛与钱锺书结婚。在别人印象中“书呆子”气十足的钱锺书，在生活上对杨绛却是嘘寒问暖、关怀备至。随后，夫妻俩游学于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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