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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沈从文为何要向江青发出求助信

作者:任葆华 来源:《博览群书》 发布时间:2011年01月25日 点击数: ( 字体: )

 
 
分享按钮 【导读】1959年1月2日,前苏联成功发射了“月球1号”探测器。中国作为前苏联的友好盟邦,自然为此感到欢欣鼓舞。沈从文也兴奋异常。他对人说:“啊呀!真了不起呀!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搞上了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
 
 
 
沈从文
 
  每个人大概都有两种不同的面貌,一面是呈现于公共空间的自我形象,另一面则鲜为人知,通常只呈现于私人空间。比较而言,后者或许更接近于个体的生命本真。本文所讲沈从文的“另一面”,指的就是呈现于其私人空间的鲜为人知的那一面。
 
  苏联卫星上天,想用入党来庆祝
 
  1959年1月2日,前苏联成功发射了“月球1号”探测器。中国作为前苏联的友好盟邦,自然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不仅仅是苏联的骄傲,而且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骄傲。1月4日,《人民日报》发布了题为“响彻宇宙的社会主义凯歌”的社论,表示热烈的祝贺。看了当天的报纸,沈从文也兴奋异常。他对人说:“啊呀!真了不起呀!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搞上了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在不懂政治的沈从文看来,“党”是可以一“个”一“个”地“入”的,且还是心里高兴的一种“纪念品”。(参见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作家出版社2008年)1月7日,他在致大哥沈云麓的信中曾提到此事:“这几天来,全北京都为苏联卫星上天兴奋。(我觉得真是只有请求入党,来纪念这件事,才足以表示对社会主义阵营理想全面的拥护和成功深深信心!)这一来,实在太好了,把以美帝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加速崩溃的事情,必然将在亚、非及南美各处都有具体的反美行动来证明!我们国内科学文化的进展,也是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可见出的。”(《沈从文全集》第2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P280)
 
  其实,他并非真想入党。早在新中国初期,友人丁西林和张奚若曾请他申请加入共产党,沈说他“没兴趣”。可闻知苏联卫星上天,他太激动了,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或许他那时觉得只有入党之举,才能表现自己对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就的欣喜。这一件事,展现了他至真至纯的天性,也反映了他对政治的近乎“无知”。他大哥沈云麓信以为真,随后来信曾专门问及他入党的事。他在该年1月25日的复信中回答说:“请求入党的事,还没有作。因为目下工作重点在解决文物问题,不紧抓业务,不能完成任务。……国家大,需要各种人在不同岗位上来配合,业务上要的是扎扎实实搞文物制度的人,在政治上也似乎得有些真正无党派民主人士,表面无所属,事实上却在帮党来做事的。我或许应当在这种位置上,还可多为国家做几年事情!……我最不中用的,是从社交方式来应付人,……这是我一生极大弱点,无可奈何。这种性情入党,也许只能增加党的负担,因此从客观说来,目前或者不是入党与否问题,倒是怎么样好好使用剩余生命到工作上问题。”(《沈从文全集》第20卷,P289-290)看得出来,沈从文对参与政党并不感兴趣,他最关心的还是工作。
 
  向江青写信求助始末
 
  1959年,沈从文将已故三弟沈荃的女儿沈朝慧接到身边,作为女儿抚养。1966年9月沈朝慧被赶回原籍,1967年她曾回到北京,因无户口不容许久住,5月又去长春投奔姑妈……过着流徙生活。他在无法自保的情况下曾致信江青,希望准许沈朝慧回到身边,幻想日后能为自己的文物研究做点辅助小事。沈致江青信的全文,我们无从看到,不过,他在1968年12月写的一份题为《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的申诉材料中有段摘引,其中写道:“记得前年即曾为江青同志写了个信:‘为了补过赎罪,我在博物馆工作已十多年,搞综合研究。别的工作再求深入,受体力限制,已不会有什么成就。惟对锦缎研究,拟恢复三几百种健康活泼可供再生产参考取法的图样,留着我女孩作助手,不要国家一文钱,或者在不甚费事情形下,即可完成。……’”(《沈从文全集》第27卷,P253)文中明确提及是在“前年”,综合沈朝慧遣回的时间推断,沈致江青信应该是在1966年末,而非其子沈虎雏在其所编《沈从文年谱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P62)中认为的1967年。沈从文为什么要向江青求助呢?只因他们曾有一段师生关系。
 
1931年至1933年间,沈从文曾在青岛大学任教,主要承担“中国小说史”和“高级作文”两门课程的教学工作。江青(当时叫李云鹤)在学校做图书管理员,有时也到中文系旁听沈从文的课。“文革”中,身处困境的沈从文心存侥幸,写信给江青,希望其能念及昔日师生的情分出手相助。可结果是,求助信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但他后来对江青仍存有一丝希望。1968年10月,他致信大哥沈云麓,其中写道:“社会已完全翻新,旧时代同时熟人多已谢世,我的一点点长处,在廿年同事中即已少有人懂得。因此一切本来极其平常合理的打算,今后恐不能实现,也极其自然。也有可能居然还能成为‘现实’,那就是当我被整的材料送到中央文革时,偶然的偶然名字为总理、康生或江青三人之一看到,承认我仍然‘是个好人’,并未犯过什么大过错,廿年中且老老实实的在用《实践论》求知方法进行学习,一切收获又恰恰能证明《实践论》对文物研究的确能有新发现,我搞的研究工作,对于主席提起过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更有意义,那我一定就得救了。那么尽管可用的生命已有限,或许还可望争取一二年时间作出点点成绩报答党。”(《沈从文全集》第22卷,P146)
 
  希望总归只是希望而已,沈从文收获的却是一再的失望。作为毛夫人的江青那时正青云直上、春风得意,哪里会在意他这个落难的老师。因此,1975年时,一友人看到他艰苦的生活工作条件后,曾要去找自称沈从文学生的江青寻求帮助,沈曾当着自己的两个助手的面坚决予以拒绝。令沈从文感到气愤的是,江青后来却与人大谈他们的师生情谊。1972年,江青在会见美国记者威克特时说,她年轻时最喜欢的教授就是沈从文,并大谈沈当年对自己的关心。1976年12月17日沈从文的外甥田纪伦来信摘录了《红都女皇》中一段文字寄给他,并写道:“……我把这段话的记录另页转抄寄上。江青因知道二舅在国内外有名望,所以向威克特自吹时,说她跟二舅是学过文学等。而实际我们知悉二舅是根本看不上这个‘大弟子’(的)。去年和前几年我来北京时,我已听得二舅说起看不上这个‘大弟子’,说此话时还做了她穿着那个大裙子‘国服’的势态,和指出过江青有野心,想当总理、主席等。当时我还不太相信。”(《沈从文全集》第14卷,P493)沈从文在收到外甥田纪伦来信后,随手用笔在《红都女皇》摘录文字下写道:“这个摘录如是从译稿取下的,内中倒似乎还怀了些好感,想我会像古代俗语,以为我这个‘石码头’会靠近这只‘破贼船’的。甚至于在过去四十多年前,曾经赏识过这个‘天才’,不仅要她每天写一篇小说,还要九妹送她编毛线的钱。她还拒绝了。”沈从文认为,那位美国记者可能事先读过斯诺前夫人的《续西行漫记》及近人在美出版的相关著作,从中了解到有关自己的一些情况,“所以问及关系,这妖婆因之真真假假胡说一通”。(《沈从文全集》第14卷,P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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