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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老人雷洁琼:游走在学界和政界之间
1990年2月17日,邓小平同志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时,
与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握手。
分享按钮在一连串的辉煌头衔中,这位上个世纪留美的社会学硕士,映入后人记忆的首先是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的身份。在一个世纪的行走中,抛开那些类似光环的头衔,她依然是令人怀念的一位女士
1月9日17时38分,雷洁琼在北京逝世,享年106岁。
雷洁琼寿过一个世纪,跨越清末、民国和共和国三个时代。她不仅是国共两个时代的见证者,而且也是这两个时代的历史书写者之一。她一生游走于学界和政界之间,所不同的是,在中华民国时代,她以“民主斗士”著称;在共和国时代,她以社会活动家和学者的身份存入人们的记忆。
从社会学走向社会
清末遗世,变革暗流涌动:守旧者一仍如旧,维新改良主义者秉西学为用。殆到1911年辛亥云起,中华民国揭幕,中国进入“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军阀时代,一个可以说是最坏也可以说最好的时代。说最坏,是因为“兄弟倪墙”,“外侮”伺机;说最好,是因为无一统全国之号令,则知识界、思想界百家呈现,学者大多是指点江山的参政者。从这个时代吮吸养料的成长的学人,大多也有家国情怀的秉赋。雷洁琼就是如此。
雷洁琼,1905年9月出生于广州的一个读书人家。父亲雷子昌曾考取过清朝举人,因受到维新改良主义的影响,思想颇为开明,主张妇女受教育和经济独立。雷洁琼在孩提时代,就接受了这样的教育;而最坏也是最好的时代的背景,则让她少了一些女性的细腻,多了一些侠女的气概。
1919年五四运动,年仅14岁的雷洁琼,满怀家国情怀,奔走在南国广州的街头,登台演讲,振臂呐喊。一个14岁的人是否意识到“五四”所褒扬的“德赛二先生”对中国启蒙的意义,还很难说,但此后的人生道路带有这种印记则是必然的。“德先生”在西方,“赛先生”为西学。于是,雷洁琼加入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出国留学潮行列。
雷洁琼1924年赴美国留学,1927年入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1931年完成着重探讨旅居美国的华人后裔受东西方文化影响后人格成长特点的硕士毕业论文《美国华侨的第二代》,博得南加州大学教授们的赞誉。获得学位的当年,雷洁琼回国到燕京大学任教。
社会学是一门纯西方的学问,是一门与人类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科。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维新派引进中国。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变迁,倡导维新的前贤如康有为、严复、章太炎等人,都从这门学科中寻找社会变革(特别是戊戌维新变革)的理论武器。社会学对国人来说,是被当成经世致用的学问的。雷洁琼选择这门学科,想来初衷也是如此。因此,在象牙塔里的雷洁琼,眼光是放眼整个中国社会的。她似乎并不在意这门学科最初要义,倒更喜欢以此作为参与社会的一门暗器。在这一过程中,也成就了她“民主斗士”的威名。
1935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步步紧逼,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了,走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成为学子们唯一的选择。在“一二·九”的游行行列中,雷洁琼所作所为是那样地引人注目,以至于当时的媒体以“学生游行队伍中唯一的女教授”称之。
1937年七七事变后,雷洁琼应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邀请,进入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担任训导教师兼妇女干部训练班主任。
在这里,雷洁琼以社会学专业,为江西妇女运动和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工作。她经常深入实际,下到基层调查了解情况,写出了诸如《抗战中的农村妇女》《抗战初期的江西妇女运动》《江西怎样组训农村妇女》等反映和指导江西妇女运动的文章。
这期间,雷洁琼与中共人士有了广泛的接触与交往。1938年5月,她在赴庐山参加妇女谈话会时,听到了邓颖超所作的报告,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她与邓颖超的友谊由此开启。1939年春,南昌沦陷前夕,雷洁琼撤退到吉安。得知周恩来在浙东抗战前线视察,途经吉安作短暂停留,便前去拜访。
“下关惨案”中的“民主斗士”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在战与和的选择中较量着。
12月,雷洁琼和马叙伦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希望促进国内和平。第二年6月23日,以马叙伦为团长的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前往南京请愿。41岁的雷洁琼是请愿团最年轻的代表。代表团抵达南京下关车站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在这次行动中,雷洁琼赢得了“民主斗士”的美誉。中共参加南京和平谈判代表团闻讯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当天深夜赶往医院探望,周恩来以“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的!”为鼓励,毛泽东和朱德也电报慰问。
对于这次惨案,雷洁琼刻意保留着历史的记忆。惨案过后,她就搜集有关媒体的报道,并自己装订成册的一本剪报汇集,封面上写“‘下关事件’上海人民请愿代表团1946·6·23”。
1949年4月19日,曾经历“下关事件”的14人,到燕京大学雷洁琼家中聚会。雷洁琼回忆说:他们一方面重叙“六·二三”下关事件的往事回忆,另一方面共同庆祝新中国即将成立,并慷慨赋诗,签名留念。1996年,雷洁琼将这些已珍藏了半个世纪的信笺,连同她自己的剪报集子一起,捐赠给上海图书馆。
此后,雷洁琼与中共的交往日益密切。1949年1月中旬,她和丈夫严景耀受民进主席马叙伦的委托,前往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访问,与毛泽东彻夜长谈,在“聆听他关于如何把革命进行到底、知识分子问题、对民主党派的要求以及新中国建设的谈话”后,雷洁琼认为自己“得到一次毕生难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
1949年9月,雷洁琼作为民进的代表参与建国的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开国大典的历史时刻。
政治运动的幸运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雷洁琼复归本行,在燕京大学任教。但此时却传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苏联已取消了社会学,中国也将在高等学校中停办社会学系,引起了清华社会学系中许多教授的反对,费孝通是激烈反对者之一。但到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社会学系还是被取消了。
雷洁琼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一呆就是20年,她的职务是教授兼副教务长。这20年,是中国政坛上多事的年代,也是社会学系无立足之地的时代。尤其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社会学专业的学者,大多没有逃过右派这顶帽子,但雷洁琼却成为少数的幸运者之一。
何以雷洁琼成为幸运者?梳理1957年前后的历史,的确让人感到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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