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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纪委书记，市委书记也不敢监督我”——贪官曾锦春对话反腐学者
红包上交都是“做做样子”
制度不落实，就成了挂在墙上的月亮。
王明高：关于李大伦（原郴州市委书记）的情况，你当时知不知道？
曾锦春：我最早知道一些。有个在广州的嘉禾人称掌握了李大伦一些受贿的情况，称自己和中纪委的人有关系，要50万元才能摆平。李大伦对我说，你赶紧把这个案破了。后来就把这个人抓起来了。
李大伦不清楚我搞矿山收了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他搞房地产和工程收了多少钱。他儿子在永兴县搞房地产工程，几百套房卖不出去，就要县里各单位分配卖房，要单位拨款。还有市工商局办公楼和几条路的开发，李大伦都插手。
王明高：你是怎么看郴州市原市委班子系列腐败案的？
曾锦春：李大伦作为一把手没带好头，到处插手招投标、工程。当时在郴州，人、财、物都是书记说了算。
王明高：你认为，制度建设上存在哪些问题？
曾锦春：制度总的来说是好的，关键是落实。制度不落实，就成了挂在墙上的月亮。省纪委每年都搞红包上交，私底下有些人是收多交少，收一万，交一百。我当市纪委书记时每年交一万，实际上收的远远不止这个数，做做样子而已。
当时郴州提拔干部都要按“一把手”书记意思办，先是组织部按书记的意思召开部务会，然后是书记办公会，书记同意后召开市委常委会，就是形式而已，党管干部实质上成了“一把手”管干部。
还有个重要问题是谁来监督纪委书记、纪委干部。我是市委副书记，又是纪委书记，谁也不敢管我。纪委应该属于同级党委领导，但对纪委书记，同级党委监督不了，纪委自己也监督不了。李大伦作为市委书记多少有些违纪，他也不敢监督我，怕我向省纪委专门报告。对于人大、政协和群众来说，纪委是党内的事，我当纪委书记的时候要搞什么就搞什么。
王明高：请就你的经历，谈谈监督纪委书记存在的问题。
曾锦春：第一，纪委的权力越来越大。连任用选拔干部都要通过纪委讨论通过，虽然是形式，但纪委也是起作用的。第二，在郴州，纪委书记同时是当地大要案协调小组组长，除了管纪委监察工作外，还管起公检法来了，容易从中捞好处。
第三，在郴州，建筑工程招投标领导小组副组长是纪委书记，建筑领域是赚钱的地方，这给了纪委书记一个依法腐败的平台。第四，郴州矿山整治领导小组副组长也是纪委书记。组织上给了我平台，我纪委书记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介入其他领域搞腐败。
王明高：你认为有什么办法加强对纪委和纪委书记的监督？
曾锦春：还是舆论监督，很有价值，也很有作用。其他监督流于形式，没有威慑作用。
就我的教训来说，一是党委分工上，不要让纪委书记插手别的事。二是纪委书记任职不能超过两届，更不能在本地任职超过两届。纪委书记和纪委干部要异地交流，在本地任职时间长了关系多了，纪委工作就不好开展。我后悔换届的时候要我去当政协主席而没去，也后悔要我到衡阳当纪委书记也没去。如果去的话，新地方我不熟，不会大胆去收钱。
上级纪委应该直接对各级纪委监察部门行使监督权，专门成立监督局，只监督纪委工作。郴州市委常委会开民主生活会也是流于形式，都是只讲成绩不讲问题。人都是有感情的，对提意见的人一般很反感，从来没有人敢对我的工作提意见。
腐败确实是大问题，但腐败不是一个人在搞，只要稍微有点权，都会去搞。我想，当官无非就是为了发财，当官是一时的，搞几年就没有了，发财是一世的。市委书记在搞，我们也搞，没有什么大错的，只要书记把握大局就可以了。
王明高：你认为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怎么样？
曾锦春：有作用，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落到实处，真正做到领导干部财产必须申报。我的钱绝大多数都投在矿里，是以亲戚名义投的，申报时不会讲出去。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没有回报的忙我一般不帮，帮忙有风险的。
王明高：你对自己的案子还有什么想说的？
曾锦春：第一点，我想让组织考虑我的立功，举报了郴州市工商局原局长。但检察官说，纪委书记举报，不算立功。说我引起的民愤极大，社会影响特别恶劣，这点我不认同。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抢劫，怎么能叫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我查处的副处级以上干部有150多个，正科级干部上千个，肯定得罪了很多人，他们对我有怨言。有个农民向省委书记写遗书，说我支持他们村里的矿山，完全没有这回事。后来一些人还组成了“举报联盟”，到处讲我的坏话，我被抓后，他们从北京打电话，组织郴州的一些人放鞭炮，组织腰鼓队，写标语，请记者。这些人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呢？我老家村里还有三百多农民写联名信替我求情，这又能不能代表人民群众呢？
王明高：外界传闻说一些矿山和企业交40万元，就能得到纪委挂牌保护？
曾锦春：那都是造谣。牌子是有的，但是省里要求的，是免费的，不收一分钱。
王明高：你动用“双规”是否都是按程序走的？
曾锦春：绝对都是按程序走的，有档案可查的。
王明高：如果有机会让你重新选择职业的话，你会怎样选择？
曾锦春：我还是会选择当纪委书记，可以为民做很多实事，只要不谋私的话，我可以反更多的腐败。我再去当纪委书记的话，可以一看就知道什么地方有腐败，怎么去反。
我知道腐败的高发区，一是工程投标，另一个是人事调动。人事调动是最大的腐败，司法也是易发区、高发区。公路建设也是百分之三四十的利润，建筑工程是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王明高：有没有关系好的人找你帮忙，但没有任何回报的，你帮过这种忙吗？
曾锦春：没有回报的忙我一般不帮，帮忙有风险的，除非找我的人对我有恩。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王明高：有人说你在位时上班都很忙，办公室门口经常要排长队？
曾锦春：上班时我办公室像赶集一样，真的是门庭若市！找我帮忙的人不少。
每次收了钱都心惊肉跳，连鸟叫我都怕
我信迷信，我老婆也信，我还安慰她别太担心，其实我更信。
王明高：一些什么样的思想或者书籍曾经影响过你？
曾锦春：有些权术思想影响了我。第一，当官要学会用权的艺术。我当书记三年内把乡党委书记和科局一把手都调整了，重要岗位都安排自己的人。郴县有个计生委主任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他换到工会当主席去了。第二，笼络人心，尽量多说好话，带目的地去关心别人。郴州市招标办主任因赌博被公安局抓了，我保护他，没有追究他。招标办主任抓住了，整个招标工作我就得心应手了。
我当纪委书记后，每个干部每年发7000元福利，纪委常委每人一台专车。纪委地位提高了，提拔干部也有了便利。
上世纪90年代我去邻省一个区考察。当时我们闲谈时，他们一个副书记说：“红包收得多，说明我与群众关系好。”这个对我影响很大，原本是去考察他们纪委工作先进经验的，反而助长了我大胆收红包的心理。
王明高：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曾锦春：我每天都在希望和等待中度过，希望改判。只能听天由命。我有一些立功的表现，“经济犯不判死刑”。
王明高：你迷信吗，算过命吗？
曾锦春：其实每次收了人家的钱都心惊肉跳，连鸟叫我都怕，喜鹊叫好，乌鸦叫祸。我信迷信，我老婆也信，我还安慰她别太担心，其实我更信。我血压高也是长期担惊受怕所导致。
王明高：你还有什么要求？
曾锦春：希望组织能给我一个机会，搞个释放，我就回到老家，到农村去，侍奉我的老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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