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炳罡：儒学与君主专制并不配套

 

　　儒家的理论是为迎合君主专制的需要而设计的吗？

 

　　孔子的学说，儒家的理论不是为迎合君主专制的需要而设计的，也不是完全与君主专制相配套的，而是为人而设计的。孔子的学说，儒家的理论归根到底是仁学，仁学即人学。人学就是以人为中心，内彻心性，外透天道，合内外，天人合一的一套哲学说明。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讲，儒学是生活的智慧学；从群己的关系说，儒学是内圣外王之道；从理论立足点而言，儒学是道德的理想主义；从哲学的角度说，儒学是天人性命一贯之道。由此，我们说，儒家理论系统网罗天地，贯穿古今，君主专制没有出现之前，儒家就已经存在；君主专制退出历史舞台久矣，儒学依然存在；完全可以说，只要中华民族存在，儒学就会存在，甚至只要人类存在，儒学就会存在。原因在于儒学是人学，只要人还是人，只要还有人想过正常、理性的生活，儒学就有它的价值与意义。

 

　　由于汉武帝以来，儒家成为中国社会最高的指导思想，由是儒家背上封建专制主义或封建意识形态的恶名。中国人之所以有劣根性、中国社会之所以落后等等坏的、负面的东西之责任全部推给儒家，推给孔子。现代人一方面说儒学不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不过是百家之一家而已，另一方面又将历史的全部罪恶归咎于儒家；一方面说孔子只是诸子之一子，不是什么圣人，更不是神人，另一面又让孔子扛起专制、落后、劣根性等等全部历史责任。这种逻辑上的悖论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进程中之所以一再上演，并不是现代人不懂逻辑的同一律，不过是“逢儒必反”心态作祟或“借孔子说事”而已。这种近似疯狂的心理变态就像一位不肖子孙自己不思进取、一再被人欺侮，不向自己身上寻找原因而是一味指责祖上遗传基因不好一样，恰恰是部分现代人没有勇气面对现实，承担自己历史的责任，完成自己的时代使命，于是将一切责任推给古人了事而已。

 

　　儒家的修齐治平是一套政治理论，自然也有天下国家如何管理的理论系统，但儒家的系统不是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一部分人设计的，也不是为君主专制理论设计的，它追求的是“为万世开太平”，不是一家一姓之得失；是“公天下”，不是“私天下”。在儒家理论中，自然没有西方那样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人权等等，但站在孔子的立场，站在儒家的立场决不会反对这些东西。依儒家“天下为公”的理想，依儒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要求，依儒家“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观念，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等，与儒家的理想不仅不矛盾，不仅不冲突，而且其出现正为儒家所向往。列宁说过：“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为什么不允许中华民族有这种“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儒家自古贯穿着“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的观念，这不仅是民主，而是比民主更优胜的一种观念。众所周知，民主是代议制，而儒家“公天下”观念是超越代议制的一种治理方式。孟子的“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得民心则得天下，失民心则失天下，不是在强调政权的存亡必以民意为基础吗？儒家的“民贵君轻”理论一直是君主帝王心头之剑，常常欲拔去而后快，但这却被认为也与专制皇权至尊的观念相匹配，孔孟复生，何以说理乎？至于老夫子有没有独立的人格，不同立场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对《论语》、《孔子世家》等进行不同的解读，自然结论不同。事实上，孔子只是“君子坦坦荡荡”，只是“群而不党”，只是“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只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只是“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甚至随时准备“杀身成仁”，他对鲁定公“三日不朝”挂冠而去的抗争，对卫灵公的好色而不好德的批判，对季康子、鲁哀公等君主、执政者的当头棒喝，其人格足以光照千秋！当国君待之以礼时，他展现了他的全幅修养——对周礼事君之仪节的娴熟，这说明孔子不是无理取闹之辈，又怎样会妨碍了孔子的独立人格、意志自由呢？

 

　　不能将儒学等同于是封建主义

 

儒家是中华民族根源意识。它的历史比封建社会悠久，它的命运比封建专制长远，专制君主选定它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并不在于它与君主专制相配套，而是借用民意，打儒家的旗号而已。即使儒家为官方意识形态，也不过历史上某一个特定时期而已。儒家学说广大悉备，包罗万象，只是从制度层面解读儒学，不能完全反映儒家的实际，因此我们不得不辩，不能不辩：不能将儒学等同于封建主义，更不能简单地将儒学简约为封建意识形态。

 

　　（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