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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如何理解佛教的“看破红尘”
佛教认为人生并非一世,人性与非人性(包括动植物以至山水沙石等无生物)在本性上相通。此生本是沙石,是竹木,是动物,来生可以成人,而再来生又可能堕入轮回道,再成为畜生,或花木,或沙石。这种广生性的生命循环论,听起来似乎荒谬,实际上具有深刻的理性根据。
个人生命的起点是一个受精卵,但若再追究这个受精卵的前身,却是父母体内所摄食的动植物、维生素与矿物质等等。人死后或腐化而入泥土,或烧炼而成灰烬,都是将本体内的物质还原于大自然,而再入循环道,又转化成为沙、石、植物、动物……生生不已,物质不灭,能量不灭,永在宇宙生命的不尽循环之中。这种循环的一个阶段,就是“业”,其所暂寄就是“缘”。执着于一“业”,不能破,不能超越,就是“障”,就是“执”。但执障必会破,不想破也会破。“缘”的形成则有因。因缘相联,有恶有善。有福有祸,有喜有悲。
学佛就是掌握一种意识论,达到“了悟”,了悟就是看得破。所谓“看破红尘”,这句话已经被庸俗的理解搞得混沌不堪。其实看得破就要解得脱。解脱,这就是所谓“慈悲心”的根据之一,通过观想事物及自我缘起性空,而认识到我与事物或他人都没有自性,其位相都只是暂(时)性。所以无论“他”、“你”和“我”都是动态的,不断与外界发生相互作用而不断改变着的,是宇宙整体的一个动态的部分,“他”、“你”和“我”,“内”和“外”都不过是人为的划分。
佛教哲学博大精深
记者:我也曾参习佛理。但是每读佛教史,就感到宗派林立,异说横出,术语奇僻,佛经浩瀚。
何新:不论研究任何学术,治学必须要找到一个纲,治学必须“提纲挈领”,纲举才能目张。研求佛学也如是。
佛教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印度佛教。创始于佛祖释迦牟尼。在梵语中,“释迦”是族名,“牟尼”是圣人。这个名号的本义即释迦族的圣人。
释迦牟尼的思想学说大致可分为:佛心,即宗门;佛言,即教义。前者,以灵山法会,世尊(释迦)心心相印为宗旨,在西天从迦叶至达摩,共传了二十八代。后者,以“四谛”为中心说,对此说法之不同,形成了大、小乘的分别。
为了保存和发展佛教的学说,传说释迦生前十大弟子在佛陀逝世当年,用口传记诵的方法,举行了第一次大结集。结集的内容共分经、律、论三藏。释迦逝世百年后,因为教团内对律藏的理解和践行发生分歧,而出现了宗派的分裂。以后,在学说观点上不断出现分歧,产生了部派佛学,由上座部和大众部分裂成为十八部或二十部大/小乘派系。许多佛教徒以及阿育王和迦王,都曾为统一教团内部的分裂做出努力。他们在不同时代和地点,先后主持了第二、第三、第四次的大结集。自从释氏开创佛教,然后发展、演变,直到佛教在印度本土衰颓,前后大约历时1500年。
记者:佛教何时传布到中国?
何新:应在秦汉之间,佛教来自西域。当时佛教的主流(大乘)已由印度传到中国西部的雪岭大漠之外,如月氏、于阗、龟兹。
晋、隋、唐之际,我国僧人冒千辛万苦西行,欲求佛教之真谛。理解渐精,不仅能融贯印度之学说,而且自创宗门,如天台宗、禅宗,已成为纯粹的中国佛教,而与印度本来佛教义理迥然发生分别。
佛教的中国化
记者:你说秦汉之间佛教东传似乎与通常的看法不同,一般的看法是在东汉。
何新:据我看来似应大大提前。《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始皇33年,用事于西戎,“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所谓“禁不得”,语颇难解。其实“不得”一语古音通于“浮屠”,似即佛陀入华的初名。“不得祠”即浮屠祠,似就是指初传于秦之西陲的佛祠。此虽孤证,但可备一说。又汤用彤也曾据鱼豢《魏略》的一则材料,指出西汉初年已有月氏使者来汉传写佛经。
总的来说,中土与西域、印度的往来,早在夏商周三代已颇频繁,宗教文化渐浸而入,互动影响,时代可能比近世人们所想象的更早得多。
佛教入中国不是直接传自于印度,而是通过西域,自西向东,自北而南传播。到隋唐以后,佛教已渐浸为大流,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有哲理、有伦理、有体系的伟大宗教,即中国佛教。
记者:佛教在中国主要有哪些部派?
何新:中国佛教中最有中国特色的是禅宗、天台、净土、真言以及中国密宗五大宗门。这五大宗门,与本生的印度及西域佛教,都已具有深刻的不同,而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特色。众生都诵持“南无阿弥陀佛”六字。但你是否知道这个佛号的真实义谛?
记者:那不就是对释迦牟尼的颂称吗?
何新:不。“南无阿弥陀佛”是梵文,汉译文的意思其实乃是:“衷心顶礼洞彻一切的智者。”因此,佛学、佛理的本质,是理性主义。正是佛学中这种理性主义的超越性,深深地吸引了唐宋元明以来中国的许多学者和仁人志士,包括晚年毛泽东。只是在世俗形态上,所谓“人间佛”,才具有宗教信仰和僧团组织的形态。
【本文选自《哲学思考》(下卷),作者何新系我国著名学者、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国际知名政论家、战略问题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职于全国政协,从事研究工作。已出版专著、译著50余种,60多卷册。他涉研领域宽广、学境立意高远、观点坦豁新锐、见解独到达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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