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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五千年：从吃盐财政到住房财政
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如。——白居易
从茹毛饮血开始，直到火的发现以后，人类才开始进入熟食阶段，而盐作为一种调味品进入人类的生活，实际是较晚的事情。直至中国夏朝，盐还是一种仅限于贵族享受的奢侈品。到了商代，盐才为人们所了解，人们甚至用盐来治疗疾病。《周礼》提出“以咸养脉”，《管子》说：“无盐则肿”，《汉书》则称盐为“食者之将”，盐成为烹饪的核心原料。盐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之一，社会需求量大，消费弹性极小。在传统专制社会，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都能自给自足的情况下，盐却不可能自给自足，必须从外界获得。
三代之时，国家盐法还没有出现。进入周以后，盐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引起巨大的政治变革。春秋战国时期，盐的来源日益广泛，以崤山（潼关）为界，东面以海盐为主，西面以岩盐和池盐为主，南方则多为土盐。四川自贡和河南叶县以井盐而闻名，江南甚至以盐城命名。盐的风靡迅速使一批人平地暴富，产盐的地区和国家依靠这项自然资源大发横财。猗顿依靠贩卖河东池盐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代富可敌国的大盐商。
依靠民众供养的贵族迅速发现了这一财政蓝海，周天子开始设立盐官。到了春秋中期，法家思想崛起，提出“利出一孔”思想的管仲率先在齐国对食盐实行官方专营，开了中国历史上长达2000多年的吃盐财政之先河。“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夺私有为官有，变税收为垄断，官府的垄断权力从政治延伸到经济领域，财政汲取能力大大增强，巨额财政利益达到了富国弱民抑商的多重效果，中国宋末史学家马端临说：“管夷吾相齐，负山海之利，始有盐铁之征。观其论盐则虽少男少女所食，论铁则虽一鍼一刀所用，皆欲计之，苛碎甚矣！……其意不过欲巧为之法，阴夺民利而尽之矣。”
“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利出于一孔，其国无敌。”管仲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以他的法家思想和长期政治实践奠定了未来中国2000多年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模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赞赏愚民之术，同时极力反对民众了解统治真相。他关心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汲取民脂民膏以供养统治者，同时又神不知鬼不觉，偶尔施以小惠使民众感恩戴德，长期服从统治，既和谐又稳定。对此看似十分矛盾、简直不可完成的任务，管仲体现出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中国智慧，这种智慧绝非苍蝇蚊子老鼠可比。苍蝇过于明目张胆，蚊子吸人血似乎可以做到毫不自觉，老鼠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但这些行为模式都事倍功半。管仲的办法是躲在幕后，神不知鬼不觉即可让民众的钱财如江河一般流进他的大海里来。
管仲反对明目张胆地对民众收税。常言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收了民众的税，民众自然要提出权利要求，甚至说不定会像同一时期的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些西方国家一样，提出什么公民共和。所以最好不要向民众要钱，但不要钱怎么办？日理万机的学雷锋啊？作为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和发展方向的代表，不仅不能不要钱，而且要少了也不行。不仅要收税，而且要雁过拔毛变本加厉地收税，要做到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让民众知道他被收了税。
既然人人都离不开盐，那么从盐上下功夫。管仲专门算了一笔账：“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大历也。”接下来，管仲食盐官营的“官山海”计划隆重出炉，齐国的盐价飞涨至它国数十倍，但再贵，人总得吃盐，民众的财富通过盐这个媒介迅速流进齐桓公的金库。在盐专卖制度下，盐的生产、销售和定价都由官府组织执行，导致其商品属性退化。
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道：“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饰、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一个偌大帝国，在接下来的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竟然依靠普罗大众每日必需的小小调味品来支撑，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史载，秦时盐利二十倍于古，盐商富累巨万，人食贵盐，小民贫困。
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正式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笼天下盐铁”，由政府募民煎盐，食盐官收、官运、官销。凡是杯葛盐铁国策者都受到打压，御史大夫卜式被贬逐，而颜异竟以“腹诽”被诛。桑弘羊历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掌管天下财政大权40余年，是盐铁国策的主要策划者。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在汉昭帝的主持下，从全国各地赶来的60多位民间知识分子，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就盐铁官营展开辩论，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会议。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坚持认为盐铁官营“有益于国，无害于人”，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佐助边费”，“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而持反对意见的一方——知识分子们基于儒家思想，从道德仁义角度反对“言利”，他们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他们认为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引诱人民走“背义而趋利”的道路。他们还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自由经济主张。这种看法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的自由市场思想一样，完全吻合1800多年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理论。会议结果当然是桑弘羊代表的官方获胜，所以中国继续一万年不动摇地保持垄断官营经济。30年后，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官方记录写成著名的《盐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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