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历史绕不开的戚本禹：打倒刘少奇的幕后推手

作者：孟祥才来源：《历史学家茶座》发布时间：2011年08月25日点击数： ( 字体：小大 )

　　1967年初，在全国性的大批判浪潮中，《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一个编辑找到陈里宁，要他写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他很快拿出了一篇自我吹嘘的文章，那位编辑看后对我说不能用，并说就陈里宁的水平，很难写出可以发表的文章，他要求我找人为他写一篇文章由该报发表。我找了历史所的一位年轻的研究人员为陈里宁写了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在5月份的《文汇报》上发表了。后来，陈里宁要求补发他在服刑期间的工资，我们给戚打报告请示，未批准。再后来，陈里宁写的批判文章越来越不像样，胡诌八扯，像一个精神病人的胡话。接着，有人揭露陈里宁不仅反刘少奇，而且反毛主席。我们又找金大夫和清华造反派了解情况，他们仍坚持陈里宁是反刘少奇的英雄。我们打报告给戚，戚指示让陈里宁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身份到农村搞调查，不要再外出作报告。此后，继续有人，包括当时参与审判陈里宁的公安人员揭露陈里宁的反毛主席的行为。这时，陈里宁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在当时可是篡改毛主席著作的大问题。当傅崇兰指出他的问题时，他竟说自己没有任何问题。我们考虑必须再给戚打一个报告说明陈里宁的问题，否则我们摆脱不了干系。在我们的报告送上去不久，戚便要我们重新将陈里宁送到公安部，这已是1967年的秋天了。

1967年初，戚本禹正在写批判刘少奇的大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清宫秘史〉》。该文的初稿清样曾送给傅崇兰提意见，我与张显清、周绍泉都看过，我不记得提过什么修改意见。这篇文章的发表掀起了批判刘少奇的高潮。大概是4月的某天上午，戚在全国政协礼堂的一个会议室里召开了一个部署大批判的会议，到会的有二三十人，现在记得的有学部的吴传启、林聿时，《光明日报》的穆欣、詹铭新等，我与傅崇兰也参加了。这天，戚穿了一身军装，神采飞扬。落座后，他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批判，可是不少报刊跟不上，老是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必须将这个形势扭转过来，大家都写文章。吴传启、林聿时，还有傅崇兰，你们都赶快亮相！”说到这里，吴传启接话说：“哎呀，我早就亮了不少时间了！”吴传启这里说的是学部中我们的对立面“红卫兵总队”满北京贴大字报、小字报揭露他反对大跃进，他最精彩的一句话是：“裤子都赔光了，还有什么政治！”吴传启坚决不承认他说过这句话。这次会议之后，我们也在所里布置写大批判的文章。此后，我在《人民日报》用“史红兵”的笔名发表过一篇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文章，还给《光明日报》写过纪念五四运动和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若干周年的社论。

这期间，我们所的对立面几次与我们发生冲突。为此，我们要求戚来所里听听我们的汇报。戚在一天晚上来了，当我们汇报到所里有人为尹达评功摆好，攻击“文革”时，戚说，你们要沉得住气，有些人要闹就让他闹，到时候让康老或伯达同志出来讲一句话，他们就垮了。这时戚举起手，伸着小拇指说：“康老和伯达同志只要动动小拇指，他们就完了。”

　　大概是5月份，一天李斌成打电话给傅崇兰，说戚要我们历史所组织一些人查找有关资料，看看外国历史上有没有“文化大革命”的事。傅要我负责找人查一下，我就找了懂外文的黄巨兴、张书生、何兆武、林甘泉等人，让他们分别查查欧美和苏联的材料。大约过了十多天，他们就将有关材料编好送到我那里。我印象最深的是黄巨兴编辑的有关美国独立战争后进行所谓“文化革命”的材料和林甘泉编辑的有关苏联十月革命后所谓“文化革命”的材料。我将这些材料稍加整理就送给了戚。不久戚来电话，说材料搞得不错，还表扬我们用林甘泉参与这一工作。说：“人家林甘泉有一技之长，你们就该发挥他的作用么！”

　　1967年6 月份的一天，学部我们这一派组织了一次批判刘少奇的大会。不知道谁通过什么关系找来了刘少奇的前夫人王健，让她在会上发言揭露批判刘少奇。这次会开得声势很大，吸引了不少人，我们很得意。谁知没过几天，戚本禹就打来电话，怒斥傅崇兰：“你们怎么将王健请到台上揭露刘少奇？纯粹是帮倒忙！刘的问题主要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夫妻关系是私生活问题，你们搞这些问题就是干扰斗争大方向。”

　　1967年六七月份，由中央文革直接或间接指挥的造反行动越来越猛烈。大概是6月份的某天下午，傅崇兰高兴而又神秘地告诉我：“戚本禹让我们今天下午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去，指名要有关刘少奇的材料，他们不给，我们就说他们窝藏刘少奇的黑材料，是包庇刘少奇，同他们大吵一气。然后就在今天晚上到他们门前贴大字报。搞成一个让北京都知道的事件，到时候请戚本禹出来讲话支持我们，他们就得乖乖地将材料交出来。我刚刚与张德信一起去了历史博物馆，他们当然不知道我们的背景，不肯拿出材料。我们就与他们吵了一架，被赶了出来。吃过晚饭，我们就去历史博物馆门前贴大字报。”晚饭后，我们十多个人带着纸、墨、笔和糨糊，蹬着一辆三轮车来到历史博物馆的北门前，遂即在地上刷上了大标语：“历博一小撮窝藏刘少奇黑材料，包庇刘少奇罪该万死！”“历博一小撮包庇刘少奇没有好下场！”又在几张纸上写了揭露历博拒不交出所谓刘少奇黑材料的情况。历博的北门紧靠长安街，人来人往，有不少人停下来看我们所贴的大字报的内容，也有人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当时很得意，就告诉他们说等着看热闹吧。第二天早晨，我们又赶到历博门口，看他们如何反应。只见他们在我们刷的大标语旁边也刷上了大标语：“历史所一小撮冲击历博罪该万死！”“历史所一小撮企图窃取刘少奇黑材料，包庇刘少奇罪该万死！”此后，我们天天等着戚本禹表态支持我们，但他却一直没有出来表态。过了几天，我问傅崇兰戚为什么不表态？傅说：“可能他遇到难处，不便表态。我们也不好问他。”此事不了了之。戚本禹在这桩事件上为什么虎头蛇尾，我至今也不明白。

　　1967年夏天大破“四旧”的时候，红卫兵从一些知识分子家中搜出了大量线装书，除了当场烧掉的以外，大部分都送到了造纸厂作为重新造纸的原料。我们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就给戚本禹写了一个报告，希望抢救其中有价值的图书。戚要求我们以历史所文革小组的名义给中央文革打一个报告，说明抢救这批图书的重要性，然后由陈伯达或康生做一个批示，我们就可以派人到造纸厂挑拣图书了。我们的报告上去后，陈伯达很快做了批示，要求历史所负责抢救送到造纸厂的图书，并批准将东总部胡同的一处闲置房屋交给历史所，作为存放图书的用房。此后，我们带着陈的批示到东郊造纸厂，该厂看了陈的批示，同意我们派人到那里任意挑拣图书。我们于是派张政烺先生等版本目录学方面的专家坐镇北京几个造纸厂，抢救了一批珍贵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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