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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共和国举行的首次民主竞选

作者:周 方 来源:作者博客 发布时间:2011年02月28日 点击数: ( 字体: )

 
 
 80年代的北大学生
 
腾讯历史近期《共和国词典》谈了1980年民主选举的历程,显然是希望利用“两会”临近的契机,给国人普及一点民主常识。令我这样见证了那次“启蒙运动”的“78级”激动不已。
 
的确,这个国家的人普遍缺乏起码的民主常识,迷信权力和权威。最可怕的是,缺乏常识的往往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各级当权者,他们动不动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压制民意。比如那些为了政绩或牟取私利而实施强拆强征的,那些唯恐本地腐败曝光的无视人权强行截访的或“跨省”追捕记者和发帖者的,那些无视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而强行删帖的,那些自己渎了职反倒强迫“共和国最后的流氓”延期服刑的,等等,等等。
 
最令我费解和特别反感的是,现在的各级当权者中,许多人或者他们的父辈都是历届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当年都曾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罪。他们本应成为渴望政治民主化的大力提倡者。但是,正是这些人当中的许多人成了压制民主的急先锋,他们的所作所为迫使国人“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就是这种缺乏民主的体制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因此他的儿子刘源在当年的竞选中誓言:“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绝不允许让别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
 
恢复高考被看作是邓小平复出后中央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被看作是改革开放的先声。
 
1977年夏天,本人正利用高中毕业、等待“插队落户”的最后的暑假在外地旅行,先后去了连云港、徐州、连云港和上海。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是我正在泰安,五姨和姨夫都在山东矿院工作。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天天登泰山、游泳。当校医的五姨告诉我恢复高考的重大新闻时,我的反应特别平淡,说自己根本不想上大学。我说的是心里话,因为我当时认为自己“出身不好”,“政审”这一关就过不了。那个年代我们每个人都填过无数份表格,每次我都老老实实地填上“父亲有历史问题”。
 
据报道,刘源当年也是被迫写信给邓小平才被允许参加高考的。
 
当然,刘源的情况比较特殊。绝大多数人参加高考并未受父辈所谓的“历史问题”的影响。
 
我下乡后接到父母多次来信催促才勉强参加了第一次高考,结果勉强过了分数线,被一家师范录取。我谢绝了录取通知,理由是自己水平那么差还考上了一所学校,如果再复习几个月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应该没问题。无知者无畏。几个月后我考入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兰州大学——这所在国内的排名中逐年落后的“重点大学”,在国际上的中国大学排名中从来没有落到前七名之外,据说2010年排名是第六名。也算是一个“奇迹”吧。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到学校报到后给父母亲戚写信时,结尾总会写一句“感谢华主席”之类的话。
 
由于恢复高考工作比较仓促,第一次高考是1977年12月初举行的,“77级”大学生是1978年3月入学的。“78级”和“79级”则在入学时间上已经恢复“正规”了。这三个年级的共同特点是大龄者比较多,因为“文革”十年没有正式高考,十年积累下来的年轻人一起参加高考,因此连续三年年龄上限都是35岁,好像还有个别特批的“超龄者”。
 
但是三个年级还有明显的不同点:“77级”由各省自己出题,全国统考;“78级”才开始全国统一出题和统考。因此,“77级”高考时比较混乱,开后门情况严重,兰州就有一位干部应该给40多人开了后门而被查处。结果“77级”学生的年龄差距巨大,许多父母“开后门”的十四五岁的少年都给招进来了,我们外语系77级的学生有好几个出生在1963年的学生,而“78级”的同学年龄最小的生在1961年。最有意思的是,我宿舍有位“77级”的王捷,1962年生的,动不动就哭鼻子抹眼泪的。我们都拿他当小孩子看。我虽然只比他大两岁,一来生性老成一点,二来好歹下过一年乡。
 
“79级”情况有比较特殊了,年龄上限还是36岁,但经过前两届高考后,年龄大的很少考上了,年龄小了,总体素质和学习能力要差一些。有段时间,我曾经和三位“79级”住一个宿舍,他们的风格与“78级”迥然不同,不过人倒都很善良。两位俄语系的,一位英语师范班的。其中一位学俄语的如今任军委外办副主任。不过“79级”的人比较年轻好胜,少数人属于“混混儿”,酗酒打架斗殴的事情比较多。
 
总体而言,“77级”学生年龄差距大,素质参差不齐,视各地管控情况而异。有些地方的“77级”水平比“78级”高,但在比较乱的兰州,“77级”水平明显低于“78级”。因为系里很清楚三个年级的实力,看大家互不服气,就把三个年级放在一起做过一次英语水平测试。考试结果“78级”大胜。
 
当时我们外语系的“77级”学生主要是甘肃当地的生源,平均年龄比“78级”小好几岁。老师为了安慰他们,给他们出的题都非常简单。那位王捷每次考试都是将近100分的样子,我们这些人看了很奇怪。等到某一次我们的老师生病,王的老师给我们代了几天课并出过一次测验后,我们才恍然大悟。那次连我这个“60分万岁”的人都得了大学期间唯一的一次90多分。老师好像姓戴,是个特别善良的上海人,他给学生出的尽是些“傻子题”。
 
不过,据我后来了解的情况是,全国来看,“77级”总体素质还不错,许多高层的“子弟”都是“77级”大学生,所以今天的“高官”和党政经文教领域的精英人士比较多。“78级”情况要略微差一些,“79级”更弱一些。
 
我们那个时候有个说法叫做:哭七七,乱七八,瘟七九。
 
到了“80级”入校,这些孩子已经开始初步尝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当时各地都很重视高考,初高中教育已经比较正规了。“80级”年龄上限我记得是25岁,一下子把许都素质差的人都挡在了外面。所以“80级”学生入校后给我们的感觉都不一样,年纪普遍小,看着比较整齐,学习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由于这三个年级的人年龄偏大,社会经历也最复杂,许多人上大学前分别都当过“工农兵商”。应该说,那个时候的学生不像后来的那么“纯洁”,“阶级斗争”很严重,对政治很敏感,对权力很渴望。这些都为1980年的“共和国首次民主竞选”埋下了伏笔和隐忧。
 
1976年后的最初几年,共和国处于“拨乱反正”的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越自卫反击战”一度把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都鼓动起来了,人们看到了前途。那个时候我们整天的话题几乎都围绕着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之类的大话题,个别沉溺于谈情说爱的学生往往被看作另类为人们所不耻。
 
1979年北京再一次因为“西单民主墙”事件而成为改革运动的焦点,各地也开始出现大学生因为伙食或校园秩序之类的“老问题”而游行示威。也就是在那一年我们学校的学生也第一次上街游行,起因是伙食差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与食堂大师傅打架等问题。当时政府批准学生上街,但仅限于绕校区外的马路,不得进入距离并不远的市中心地区,尤其是东方红广场——一个用今天的话来讲属于典型的“山寨版”天安门广场。
 
接下来到了1980年“民主竞选”时期,我记得当时好像允许大学生参加区人大和法院陪审员的竞选。
 
竞选异常激烈,许多学生在校园里站在桌子上演讲,许多学生和年轻教师围观听讲。大家对这种全新的民主体验显然感到又新奇又激动。我因为从小受父亲“历史问题”的压抑,对政治看得比较悲观,少年老成。所以我完全是个旁观者,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89年。
 
刘冰校长和一些校领导也参加了竞选,他演讲了没有我忘记了——最近我打算看望刘校长,一定要问问这个问题。但一些学生的演讲让我记忆犹新,仿佛昨日。其中一位“79级”的演讲看着跟电影里看见的“五四青年”没什么区别。
 
最终刘冰校长和那位79级的学生胜出,成为新一届区人大代表。不过那位学生后来据说分配时受到了刁难。
 
当时胡锦涛多次来我们学校,他是刘冰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时的好学生。他当时偶尔会提着点心烟酒之类的礼品来兰大看望老校长。胡锦涛时任省建委副主任和省团委副书记,临近我们毕业时胡锦涛当选省团委书记,不久后作为省党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十二大”并被胡耀邦留下来进入了团中央。有些情况我是听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负责人苗霞大姐讲的,她当时也是团省委副书记,她后来担任过武威地委书记。
 
1980年的“共和国首次民主竞选”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对中国未来民主政治的走向有着深远而重大的意义。我们不会忘记。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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