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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炼钢：一个小学生的大跃进岁月
打苍蝇
“大跃进”时期毛主席号召“除四害”，即消灭麻雀、苍蝇、老鼠、臭虫。这种“除四害”力所能及的事情不比直接去炼钢铁的体力活，小学生们自然不落人后。学校要求我们每天把打死的苍蝇数量，先报到少先队小队，再报中队（一个班就是一个中队），最后报大队（一个学校一个大队），还要统计并张榜公布，以示竞赛。一开始，我们班的每个同学每天大概就是消灭苍蝇几只十几只。哪晓得一看张榜公布的“战绩”，我们一个班四五十个同学一天才几百只，只有别的班一个人报的数字多。班主任经常在同学们面前唠叨。同学们自然也就心领神会，人虽小，点子却不少，胆子慢慢练大了。后来，每天报的消灭苍蝇数字节节攀升：一个人一天报几十只几百只甚至还有上千只的，而且精确到个位，并且随口就来。老师和同学们都心照不宣，睁只眼闭只眼，张榜公布的成绩也就不难看了。后来想想，这也算是“时势造英雄”吧，形势逼着小学生们学会瞎胡闹：虚报与浮夸。“人之初，性本善”就是这样被彻底颠覆了。
“共产主义的学校生活”
我开始接触“共产主义”一词，大概是在1957年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到不远的重庆棉纺织二厂听一位刚从苏联访问回来的劳动模范作报告，这位女工讲到苏联时很兴奋，我至今还留有印象的是她说的大意：“苏联已快共产主义了”－－苏联汽车多、高楼大厦多、有电话的家庭多、穿毛料服装的多、穿皮鞋的多、戴手表的多－－“苏联小学生都戴手表”，这一点倒是足令同学们羡慕和议论了好长时间。记得那次报告最后收尾的总结是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和很多人一样，几十年来都牢记于心，从那时起人们就一个劲地巴望着“我们的明天”。
转眼到了1959年放暑假的前几天，学校老师就安排我们五年级同学们开始过统一食、宿的集体生活，还说“这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记得还以农村人民公社为例子说：“人民公社已经不用各家各户煮饭了，都在食堂随便吃，不要钱不交粮……共产主义就是这样”。教导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养成集体吃、住和学习的良好习惯，以适应“共产主义的学校生活”。随后，学校让每个同学带一份“通知书”回去交给家长，大意就是要交多少钱（当时还没有粮票一说。也有好多同学私下嘀咕：不是说“吃饭不要钱吗，怎么还要交钱”）、自带行李到学校，先集中过“暑假生活”。我们于是都认认真真当作一件神圣的大事来照办了。现在想来，当时的家长和学生都非常老实，领导怎么讲怎么信怎么办！
学校按不同年纪安排到不同地方。我们五年级有七个班，连学生加各班班主任和其他几位任课老师共有三百多人，只是我们的班主任吴老师家里有两个小孩，小的一个还在吃奶，她才免于和我们一起过“共产主义的学校生活”了。哪晓得，我们被安排住在距离我家直线顶多五百米的重庆大学附属小学的一栋两层教学楼里。这个地方原来是所“孤儿院”，才搬走不久，地盘划给了重庆大学开办附属小学，条件非常简陋。男女同学分在不同的教室，床是没有的，课桌也被全部集中在一间教室堆起来，看来早有准备。我们只好统一睡地铺。好在重庆夏天热，把草席往地上一铺，就可以睡觉了。
睡觉的问题凑合解决了，吃饭怎么办呢？重大附小没有食堂，学校又不兴到重庆大学的学生食堂搭伙。就从我们沙坪坝小学隔壁的“全心食品厂”那里分早、中、晚三餐买回面包发给老师学生当饭吃，连咸菜、开水都没有，就干啃。由于当时重大附小里面没有人家，连自来水也没有。早上起来和晚上睡觉前，只好到学校外面的公用自来水龙头排队洗脸、洗脚。我提出回家洗脸、洗脚，老师却说“不能脱离集体”。因此，到现在为止我都会处处从“集体”作想，视脱离集体为耻辱，大概就是那时得到启蒙的。
原本这“共产主义的学校生活”就不像现在“夏令营”那样有活动主题，仅是为了过“共产主义的学校生活”而去集体生活的。白天的日子还好打发：同学们或就在地铺上做“暑假作业”，或听老师讲辅导课、或听大家轮流讲故事、或在外面打“板羽球”、乒乓球、跳绳、疯风打打……可到晚上就不好过了，因为小学生又不兴上晚自习，所以教室里面只有几盏昏暗的白炽灯，只好躺在床上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话，加上天气闷热、蚊子“嗡嗡”地围着叫个不停，不到下半夜一两点是休想睡觉的。更要命的是只有十一二岁的我们都很容易想家，只要听到有哪一个哭出声来，就会引来一片抽泣……
这种状况让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学校生活”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了：吃没有吃的、睡没有睡的、学没有学的、玩没有玩的，不到两天同学们就越来越厌烦了。你想想看，重庆的夏天那么闷热，一天不洗澡都难过，况且已经两天多没有洗澡了，互相间都闻到越来越浓的汗臭气味了，那个难受劲啊！我首先“鼓足勇气”向老师提出：“你看，我家就在那里，看都能看见，我还是想回家吃饭、洗澡，其余时间再来住都可以。”这一下子就惹得同学们纷纷响应，争先恐后地向老师提出“回家吃饭、洗澡”的请求。老师们自己肯定也非常有同感的，于是以学生的强烈请求为“由头”向学校提出：“放同学们回家吃饭、洗澡，正常上课时间和晚上再来过集体生活”的折中办法，得到学校肯定的答复后，同学们高兴的劲头啊简直比考了个五分还明显，马上拿着自己简单的行李匆匆回家了。虽然老师交代在先：“正常上课时间和晚上来过集体生活”。但是同学们一走，反正又是暑假，哪个还愿意回来！校方和老师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信马由缰了。记得只过了三个白天两个晚上的“共产主义的学校生活”，就这样不了了之。
后来这个“三天经历”，成为经常在我脑海中回旋、挥之不去的典型案例：如果是这种想当然的、不要（哪怕只是轻视）家庭、没有物质和精神上充分保障的、凭空想象的“共产主义式”集体生活，我们还是把它抛弃了好。
（作者系副研究员，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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