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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计划”：让年轻人一起来承担历史
遭遇
邹雪平的片子拍出来后，她父亲开始惴惴不安，他问女儿：“为什么要把毛主席领导时不好的事情拿出来呢？你这样做，会不会‘犯错误’啊？”
邹雪平就解释：“没有问题的，现在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但是这几句解释很难打消邹父心中的疑虑，他1953年出生，中专毕业后在一个棉花厂做会计，入了党，后来自己开加油站。
听说女儿的片子还要在台湾放映后，邹父更不安了。父女二人在电话里不断地争执，邹雪平感觉到：“我给他解释也没有用，重要的是让事实说话。”
在台湾放映的效果很好，很多人看后都觉得很棒，邹父听了也松了一口气，给女儿说：“没事就行。”
但是邹雪平觉得，春节回家，她少不了还要“挨批”，因为两代人的思维有着太大的不同：“我自己没想那么复杂，不像他们经历过‘文革’的人会想到批斗。你给他说再多，他也不听你的，他觉得你是小孩子，你不懂，你没经历过以前。”
章梦奇等人则是在拍摄中就遇到了类似情况。“大都愿意说，但是有一些人觉得这些事情（饥饿）不太能说”。来自湖南的年轻人罗兵在拍摄前，想了拍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情况，但就是没有想到“还有不敢说这种情况。”
有个老人正对着罗兵的镜头正讲着饥饿，这时老人的女儿回来了，立刻打断了她老爸的话，让他不要乱讲。还有的是本人就不敢说。这让罗兵感觉到，那种还没被批斗就被吓得自己了断的历史并不只停留在过去，而是一直都在。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唐志在拍摄中，也像邹雪平一样遇到了两代人在观念上的冲突。在家里，她和爸妈无意间聊到雷锋，唐志说有人认为那个“雷锋”“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她爸爸一听就火了：“毛主席都说了全国人民要向雷锋学习，那么多书啊，照片啊，那么多故事啊，怎么都可能是假的？”
在以饥饿为主题的《公共影像档案》放映后，吴文光和这些年轻人遇到了新的问题。有观众问：“他们都饿成那个样子了，为什么不抗议呢？”对此，吴文光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对他们（那些老人）来说是不存在的。”
收获
年轻人们带着拍摄的素材归来，吴文光的第一印象是：“我发现他们的眼睛都更有光彩了。”
吴文光看到，这些年轻人从里到外都焕发出新的活力。“不看作品，就看他们的操行、态度、思考问题的方式，变化都很大”，吴文光说，如果说在拍摄计划一开始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对这段历史还仅仅是很多感慨和冲动的话（拍摄前几乎每个人都看了《定西孤儿院纪事》），那么在拍摄后，大家又经过持续不断地讨论、交流，每个人就有了更多的思考，并且思考的深度在增加。
邹雪平在拍完片子后的直接感受是“敢于面对自己的身份”了，以前她不好意思对别人说自己是一个“农村人”，“做完这个作品后，感觉轻松很多”，她说。
另外，和章梦奇一样，邹雪平不再觉得历史和自己“没关系”了。“拍摄饥饿的过程中，我慢慢不再冷漠地对待以前发生过的历史。对自己的认识，包括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都是在这个过程认识到的。”
唐志的收获尤其让吴文光感到高兴。在拍摄饥饿的时候，唐志第一次知道，姥姥为了家庭的生存，曾在最艰难的时候出去讨饭。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她就揪住这个事一直询问：“我们选择了什么？我们记住了什么？我们遗忘了什么？我们为什么会遗忘？”
吴文光觉得：“这样她在一个层次上纵深下去，而不是停留在表面，我想这样她得出的作品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分量。”
吴文光自己也参与了拍摄。“我也应该有自己的村子”，他说，1956年出生于昆明的他，曾在云南富平县做知青，他就回了那个他插队的村子去拍摄，但是拍完后他觉得，他的收获还是没有年轻人那么多。
“他们去的都是自己老家的村庄，不是去河北啊什么地方随便踩点一个村子，去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采访、拍摄一些影像回来，而是要发现和自己有密切关系的生活，发现村子的从前，听老人没有讲过的话，这样他不仅仅可以拍到重要的资料，同时自己在返回的过程中可以自我发现，在对往事的寻找中，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以前和未来，在历史的大话题下定位自己。”吴文光说，“毕竟他们是第一次返回，扑面而来的东西他们能完全接受，如果让30多岁和40多岁的人来做这些，就会有选择地接受。”
目前，“饥饿计划”还在进行中。邹雪平说，今年春节回家后，她还要接着“拍摄饥饿”，让人们讲述更多当年的细节。
吴文光则鼓励这些年轻人“一直走下去”，他说，“饥饿计划”没有“截止日”。分享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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