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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计划”：让年轻人一起来承担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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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饥饿为主题的《公共影像档案》放映后，吴文光和这些年轻人遇到了新的问题。有观众问：“他们都饿成那个样子了，为什么不抗议呢？”对此，吴文光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对他们（那些老人）来说是不存在的。”
1959年—1961年，在那一场“三年自然灾害”中，在湖北随州市殷店镇钓鱼台村，一个姓章的农民，却在吃了一顿饱饭后，撑死了。
2010年的夏天，当钓鱼台村的村民们在镜头前讲述这件事时，他们的语气缓和、平静，就像是在讲述一个不曾和自己有关的故事。而年轻姑娘章梦奇作为拍摄者，则被人们的讲述深深触动了。
章梦奇出生于1987年，自幼学习舞蹈，2008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身为一名学艺术的女孩，看起来发生在“大跃进”后的这段沉重历史和她有着遥远的距离，事实也确实如此，章梦奇说，以前看新闻，看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发生，但她都觉得那和自己没什么关系。
但是，在拍摄完老人们讲述的饥饿经历后，章梦奇的感受有了明显的变化。“我开始真正做和社会有接触的事情了”，她说。
在章梦奇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也是她的指导者吴文光希望看到的。从2010年1月起，身为中国独立纪录影像先行者之一的吴文光开始在他主持的北京草场地工作站实施一项“饥饿计划”：他寻找自愿加入的年轻人，让他们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庄，把镜头对准那些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老人。
和一般的“记录历史”不同，在这项拍摄计划中，吴文光更看重青年人的加入。“当下，青年与乡土的关系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无论是读书离开家乡，还是农民工进城，都是一个青年与乡土逐渐背离的过程。这个计划却提供了‘迎面走回’的机会，让青年了解乡土的历史，了解自己的长辈。”吴文光说，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让年轻人来承担历史。”
返乡
20个人加入了吴文光的拍摄计划，其中半数是刚毕业的大学生。1985年出生，2009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的邹雪平是其中的一个，她拿起摄像机，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商店镇邹家村。
邹家村是一个现在也只有二百多人的小村庄，老人们的回忆勾勒出那场饥饿曾在这个村子里划出的强烈印记：在那三年时间，有至少四五十人死于饥荒，在高峰时期，几乎每天都有两个人死去。
“俺大儿子那年十一岁，饿死了，你长恩伯伯差点饿死。长恩伯伯做民工去挖沟，工地上发的是菜团子，他省下来带回家里。”
“全堂家里饿死了四口。”
“一个粮食仁儿都看不见，人们就吃地瓜蔓、棒子瓤，拉不出来，那年长痔疮的特别多”。
“榆树皮磨成面，还得想办法做成饭，家里没锅，出去也找不到柴火。”
在镜头面前，一个又一个人，一个又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面孔，一次又一次地回忆起情景都差不多的往事。其中有一件事被人们反复提起，那就是饿得全身无力的人们抬不动死去的人，只好用牛车拉到野外，草草地埋上。
刚开始拍摄时，邹雪平想不明白，为何人们说起死亡如此平静，甚至在说到自己的孩子饿死时也没多少表情，后来她就想：“可能这种事情他们在当时见得太多了，已经见怪不怪了。”
邹雪平问起饥饿的原因，人们的回答众口一词：“要还苏联的债，粮食都拉走了。”
在章梦奇的拍摄中，人们对饥荒的原因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粮食不但有，而且产量还“过度”了，生产队的队长们谎报产量，超量征收，在上交完国家后，把剩下的粮食都私存了，其他人则没东西吃。
随州市殷店镇钓鱼台村的余仙堂是受访者中让章梦奇印象深刻的一个，他给章梦奇讲了亲身经历的很多细节。饥饿蔓延时，余仙堂是一名医生，他治疗浮肿的人，“看人躺在那儿，要打葡萄糖，结果葡萄糖的盖子刚打开，那人就死掉了。”
关于那个“撑死”的村民，人们的解释是这样的：“当时上面来了一个书记，在小队长家吃晚饭，让他去做饭，结果剩下的吃不完，又不能倒掉，怕人看见啊，就让他全吃掉，把他撑死了。”
钓鱼台村是章梦奇的父亲出生的村庄，自幼随母亲在海南长大的她并没有多少在钓鱼台村生活的经历，当她拍摄时，她让在村里的大伯带着她，以建立她和村民之间的信任感。刚开始，村民对她的拍摄计划稍有怀疑：“你拍摄这些干什么啊？”大伯也开玩笑说：“她是记者。”在章梦奇耐心地做了解释后，大多数人的顾忌才消除了。
邹雪平从小在邹家村长大，和村民向来都很熟悉的她拍摄起来就非常顺利。村民看到摄像机都很兴奋，一些年轻人还围着邹雪平喊：“拍我啊，拍我啊。”邹雪平告诉大家，历史书上对“三年自然灾害”说得不多，想听听大家都是怎么过来的，人们的话匣子就打开了。“都是本村人，都很想说。有些人像诉苦一样，说出来好受一些，不仅仅说怎么经历饥饿，也说之后怎么建立家庭。”邹雪平说，在这个过程中，她也尽量避免让大家有“正式受访”的感觉，先聊天，明天或后天去再采访，慢慢地进入他们的生活。”
拍摄完成后，邹雪平剪辑出一部名为《饥饿的村子》的纪录片，学艺术的她，按照自己的表达方式，用纪实的素材，营造出一个“虚构的村庄”：村子里面没有年轻人，也没有小孩子，只有说话和行动都很迟缓的老人，以及空旷的村庄和原野。邹雪平说，她这样做，是想表达一种“消失”的意味。
吴文光和他的朋友评价邹雪平的片子：“牛逼闪闪、内敛、沉着”，有“中国的《百年孤独》”的调子。在《饥饿的村子》里，一张又一张老人的面孔出现，讲述，又消失掉；最后，15个老人的面孔又依次出现，但是都只有活动的嘴形而不再有任何声音，历史在沉默中退场了。
参与“饥饿计划”的人里，一共有17人剪辑出了影像素材，吴文光把它们集合起来，做了一份8小时长的以饥饿为主题的《公共影像档案》，又以此为基础，排练出一场以饥饿为主题的剧场演出，演出者都是拍摄“饥饿计划”的年轻人。2010年10月，演出与《公共影像档案》的放映在草场地工作站同时进行，演出是8个小时，《公共影像档案》则在几天里从中午到晚上，10分钟一次，反复放映；同时，他们还制作了由被拍摄者的面孔组合而成的“饥饿者肖像”，挂在演出场地的墙上。
同样是在2010年10月份，吴文光还带着邹雪平和章梦奇的片子参加了在台湾举行的纪录片双年展并放映；2010年12月，吴文光和参与“饥饿计划”的年轻人又带着他们的影像和演出去了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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