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读懂中国？——对当前一些根本性、重要性问题的回答

作者：高连奎来源：共识网发布时间：2012年02月22日点击数： ( 字体：小大 )

　　在很多人批判中国改革倒退的时候，我而笔者认为中国改革并不是“向左转”而是“向好转”。中国改革不应该分“左右”，而只应分“好坏”。

　　学者的思想受教科书影响很大，他们的观念是先入为主的，比如，中央提出改善民生很多年了，但笔者翻看一些经济学家的文章，发现他几乎从来不提“民生”一词，而是反复提市场化，还是坚持要建立一个市场乌托邦，而这样的社会绝不是什么乌托邦，而是丛林社会。

　　房地产市场化了，民众住不起房了，这样的改革符合市场化，但是不符合民众利益，这就是“坏改革”，如果中国政府通过保障房建设，实现了“居者有其屋”，那尽管政府干预了市场，那这样的改革也是“好改革”。

　　当人们陷入某种思想骗局之后，也许只有残酷的现实才能让他们警醒，但即使警醒了他们仍然存在疑惑，这就像魔术一样，人们都知道魔术是骗人的，但是如果没有人来揭开背后的实质，观众心中的谜团总是会存在。

　　中国改革没有倒退

　　近年来中国开始流行两个论调——“改革停滞论”和“中国经济改革完成论”，笔者认为都不靠谱。

　　中国改革停滞论认为从1997年之后，中国的改革就停滞了，但是仔细看看这几年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金融改革是前几年完成的，中国的银行大多是在2007年上市的，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也在进行，中国的事业单位改革也在启动，这些都是改革的难点，另外中国的新医改也在酝酿，保障房新政也已经成型，这些都是这几年在做的事情，应该说中国改革一直在进行，而且进行的很迅速。

　　吴敬琏、张维迎曾经是中国的智囊，他们提出中国改革停滞论，其实不是中国改革在停滞倒退，而是中国的执政者这几年不再就改革问题向他们咨询了，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给中国改革捅出了篓子，让政府失去了民心，造成了被动，而是新的改革他们并不懂，不是他们的专长，而随着金融改革、税收改革的推进，李稻葵等新的政府智囊声名鹊起，张维迎、吴敬琏等人备受冷落，发几句牢骚也是正常的。

　　另外中国经济改革完成论，更是不靠谱，中国经济改革完成论的潜台词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改完了，剩下的改革就是政治改革了，其根本目的还是维护原有改革措施的正确性，也就是他们指导下的改革是完全正确的，已经很好了，别人不能做任何的改动，但是中国的经济改革真的很好吗？社会上的主流看法是中国房改、医改、教改三个改革都失败了，而这些改革必须重新进行改革，如果说中国经济改革完成论，那也是完成了一个错误的改革，现在需要进行更正。民众住不上房，看不起病，是张维迎和吴敬琏要的结果，但不是民众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改革远没有结束，近期中国自然垄断型国企的公益化改革近日也提了出来，中国的改革推进的非常迅速，而现在的改革也越来越顺应民意，污蔑中国改革停滞是在说谎，而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改完了更是在掩盖自己的错误。

　　改革本身就是个可进可退的性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改革，让全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也是改革，谁也没有指定中国改革一定就是照搬美国模式，况且美国也在改革中。

　　其实在中国数千万家企业中，央企也还仅剩百十家，而在全国数百个行业中，而真正垄断的不过那么三五个，从资本上，这些都是大型企业，中国早就有清醒的市场派学者指出，中国现在不能将垄断行业民营化，因为中国现在缺乏相应的民营资本来接盘，中国地产商这点资本根本就不够接盘，一旦民营化，必然导致外资化。

　　另外中国学者一直使用“国有、民营”这样的二分法来看问题，而实质是“国有、民营和外资”三分天下。外资在大部分行业中都处于了主导地位，中国的民营企业要做的是大胆的与外资抢地盘，而不是觊觎着到那三五个自然垄断性行业去捞金。

　　经济学中并没用“是垄断就必须打破的”主张，如果学者这样认为，那是因为他不懂经济学，如果民众这样认为，那是受到了学者的误导。

　　中国的国企既不能走私有化的道路，也不能走外资化的道路，中国在新改革思路中提出了公益性质的国企定位，这种做法其实就纠正了中国现在所实行的“赢利型”国企的弊端，在中国以前的国企管理中，所有国企都要求“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这就必须以赢利为参考指标，而这又必然损害到社会利益，这次改革就是为了纠正了这样的错误。

　　民主是小众需求民生大众需求

　　近年网络上的民主戾气，让越来越多的学人自动脱下了“公知”的帽子，大家越来越感觉到民主不是培养刁民，也是培养公共责任，培养君子，公民首先就是要有公德。

　　“市场+民主”的美国模式日益受到质疑。《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这本书的作者是罗伯特？莱恩。莱恩认为，市场好，民主也好，既然两个都好，生活在市场民主制度下的人就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是研究发现，他们却是世界上最不幸福的人。为什么呢？他有两个理论：第一个理论是收益递减理论，就是当你只有三两油的时候，有了五两油，你就会很高兴。而当你拥有越来越多，你就不稀罕了，也就不觉得高兴了。市场可以使一个社会的物质极大丰富，但当物质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后，再多的物质也无法让人感到更幸福。第二个理论是，当有了民主，你还得有相应的知识去参与，还得去选举，并且你的选择很多。这让你感到很累，很难受，从而失去幸福感。这本书发人深省，在于它提出，到底是幸福更重要，还是市场和民主更重要。其实在他的理论中物质极其丰富的假设并不现实，在美国属于穷人的财富并不多，美国人买房容易还贷难。对很多人来说还是民生为大，民主并没有让人享受到“免于匮乏”的人权。

　　另外除了少数有独立思想的人之外，其实大多人与其是羡慕民主，不如说是羡慕美国文明，这也就是同样作为民主国家的印度，从来就没人羡慕的道理，而当中国在经济上赶上或超越美国之后，这种情况将好很多。

　　研究中国要用“大经济观”

　　笔者喜欢研究经济，也喜欢研究经济学人，但更喜欢研究各派经济学人分歧背后的因素，

　　当代中国经济为什么总是存在那么多的分歧，其实关键还是“经济观”的不同，其实任何人说的都有几分道理，但仅凭那几分道理，就想指点江山，左右政府，那是肯定不行的。其实大部分经济学人都缺乏一种“大经济观”，这其实就是中国经济分歧比较多的一个核心原因所在。

　　当然笔者所说的这种大经济观是指的“现实世界的经济学”，而非“理论世界的经济学”，理论世界的经济学，越细越好，无论多么偏激都可以允许其存在，但现实世界的经济学却远非如此，特别是为国家政府建言的经济学更是应该慎之又慎，因为一个小小的经济政策错误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经济灾难，因为研究现实世界的经济学就必须拥有“大经济观”，所谓“大经济观”实就是从大处着眼，从大处落笔，即使是微观政策也必须考虑其效用放大之后影响。

　　笔者认为，研究大经济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要有历史的深度；二，要研究综合条件；三，要有前瞻性而不是只顾眼前；四

　　不能摇摆于政府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六，摆脱某一学派的限制，综合运用各个学派；七、不能只为一个利益集团说话；八、既要考虑经济效率的提高也要兼顾民生的改善；九，经济高增长与风险控制并重。

　　笔者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拉美陷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这些国家只所以出现了经济发展停滞的状况，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图一时经济之增长，引人了过多的外资，最后各种产业都被外资控制，成为切切实实的经济殖民地。这就是只顾眼前，缺乏前瞻性。

　　比如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时候也是大量利用外资，特别是短期外资，也造成了一段时间的繁荣，但东南亚国家经济失去活力后，外资大量撤离，汇率、股市、房市、一起崩盘，结果多年的经济发展毁于一旦。这就是没有考虑到经济增长与风险控制的关系。

　　比如在很多学者的眼里，失业、人权、福利都无所谓，只要经济增长就好，但对于个体来说，不用说半年的失业，即使是一两个月的失业对于他们都是灾难性的影响，而这些基本上没有纳入很多经济学者的视野。而低人权、低福利、破坏环境的经济增长，本身就违背了经济增长的目的，这就是只考虑经济效率的提高，而没有考虑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改善民生。

　　比如在美国，经济学谬论邪说曾出不穷，而这些谬论邪说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在为某一政客的经济政策做论证时出现的，比如著名的减税不会造成税收减少的理论，比如减税会让富人承担更多税收的理论，都是共和党的御用经济学家宣扬的歪理邪说，减税是不会造成税收绝对值的减少，但会造成税收在国民产出中的占比下降，最后只能是赤字经济，另外减税确实使富人在税收中承担的比例更大了，但富人的纳税绝对值却小了，富人税收与自己占有财富的比例也降低了，这些御用经济学家话只说一半，无非是对缺乏专业知识的民众进行诱骗而已。这就是经济学家只为利益集团说话。

　　另外媒体对经济理论的选择作用也不可小视，学术界并不缺乏良知学者，也不缺乏严谨科学的理论，但这些理论和学者往往要经过媒体的选择才能与公众见面，而在这里面媒体人所起的作用也是十分微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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