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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五十四年前的 “社会主义民主”梦
物理学学生岑超南的《论“铲草除根”》文分析了“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的原因”，概括为三点：一是法制问题，“发扬民主首先要健全法制，人民的人身不可随意侵犯。”二是领导与群众关系问题，领导与群众不是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而是绝对服从的关系，无原则的扩大保密更消除着人民监督的可能性。三是言论自由问题，“在人民内部实质上并不存在言论自由”，“对领导不满，便是反党”的错误舆论下，真正的民主是不存在的。
江文的两篇文章分别触及严密的“人事档案制度”和距离当时不远、令人心悸的肃反运动。物理系学生王书瑶的《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则毫不掩饰地直指：“6亿人民的生活绝不应该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党员占1.6%，而决定国家大事的人又占1.6%中的极少数），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地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一个21岁的青年学子有这样的洞见，并有勇气说出来，这些文字毫无疑问要进入言论史。
由王国乡执笔，以“《广场》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北大民主运动纪事》分析说，自5月19日以来，十几天的实际生活证明，年轻人对民主自由的渴望是多么迫切，“群众想要得到自由民主，全靠自己积极争取，‘恩赐’的民主是不存在的。”他的结论是：“这次民主运动，主要的是一次群众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是青年人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序幕。”其实，“社会主义”就是最大的束缚，他们没有能挣脱，在他们当时并不是掩饰，并不是用来回避打击而采取的话语策略，与今天有些人主张的“社会主义民主”不是同一回事。陈爱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直言：他们追求的民主，“不是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我们要把它巩固下来，并逐步地推广到全国范围中去”。他并且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
1957年的百花齐放也算不上启蒙运动，更谈不上文艺复兴。但是，他们主张“社会主义民主”在那个年代无疑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尽管他们还没有超越那个时代所给予的限制。他们身上洒满了青春的气息，他们许多人的心灵是纯净的，他们的呐喊不是空谷回音。许多言论即使今天读来依然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张元勋起草的发刊词、王国乡的《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等文没有收入油印本中，是当时《广场》编委会的权衡。王国乡在文中呼喊“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喊出了“社会主义民主精神万岁”的口号。他说：
有头脑的人，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争取政治的人民民主自由。人民没有权利什么事也办不好，社会主义也会瓦解或出现“斯大林”。
我认为民主不仅是一种手段，而且也是目的，它是共产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果只是方法，那么建成社会主义后，就不再要民主了。——这多荒谬！
王国乡指出：“社会主义的灵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没有这些，社会主义就会枯萎。要保卫社会主义就必须给人民权力，让我们在精神上，正如在经济上一样得到平等自由。”
相隔三十几年，我读到戈尔巴乔夫1990年10月26日对西班牙《国家报》记者的谈话：“社会主义思想既不排除市场经济，也不排除议会民主以及人的自由和权利。”然而他话音未落，一年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被人民毫不留情地抛弃了。20世纪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证明这个理想的破产，这是1957年的中国青年还无法感知的。现实的环境也不容许，更残酷的现实尚未展开。戈尔巴乔夫的想法没有错，问题在于，这些所谓推行社会主义的国家长期以来排除议会民主，人的自由和权利被蔑视，这样的社会主义注定要成为翻过去的那一页，没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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