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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的文艺为什么这样盛行?
1980年代,人们对毛泽东时代的文艺评价很低,理由是它图解政治,为阶级斗争服务,缺乏对社会的深刻认知与人性的深层探讨。但是,近些年来,毛泽东时代的文艺又盛行起来,如果打开各种媒体,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存在。有人喜欢用怀旧情结来说明当前的这种文化现象。的确,我们这个民族因循惯例,善于怀旧,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之相比,这大概是民族太古老的缘故。但是,毛泽东时代的文艺像潮水般扑面而来,占据着当前文艺的广袤空间,其强势显然不是萦绕于人们心田的记忆情感所能促成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文化现象呢?
改革开放三十年,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凸显出来,而且有些矛盾空前尖锐,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如果要问:特色体制下中国最大的失败是什么?许多人就会不假思索地说:吏治。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官员不但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领导者,而且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引导者。在历史上,凡是吏治比较好的时期,人民的物质生活与道德水平就比较高;凡是吏治比较差的时期,社会风气每况愈下,贪官污吏横行霸道,人民生活艰难竭蹶。自从特色主义的旗帜打起之后,中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乘着全球化的浪潮,迎来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却雷打不动,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依然看到的是“今年还似前年月”的景象。由于没有制衡权力的力量,使得权力成为肆虐天下的暴政。权力的野蛮与无耻瓦解了民众对政府的信赖,他们一方面仇官,一旦官吏被双轨或因事致死致残,总有不少人奔走相告,击掌相庆。社会上流传着许多讽刺官员的漫画、笑话、对联等,都旗帜鲜明地表达出民众的官吏观,譬如有人写了一幅辛辣地讽刺贪官污吏寡廉鲜耻、贼目鼠眼的对联:“肥头猪耳油头猪面一副猪八戒,欺下瞒上吃喝嫖赌十足吸血虫”,妙趣横生,形象生动,被鞭笞的对象其丑态、其品性跃然纸上,显示了很强的艺术概括性。翻开毛泽东时代的文学作品,寻寻觅觅,觅觅寻寻,很难找出来一个像今天这样猖狂、毒辣、狡猾、虚伪、贪婪、猥琐、流氓、罪恶、垃圾的脏官形象。官民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倘若那群曾经起劲念着“为工农兵服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经的艺术家们突然沿着时间隧道走来,审视这个光怪陆离而又心烦气燥的时代,他们一定目瞪口呆,难以置信,因为他们笔下刻画的贪官污吏形象无论怎样的夸张都无法与现在的相提并论。
另一方面人们又媚官,这可从每年公务员考试的火爆以及人们对官的恭顺态度便可得知。大家或许还记得若干年前新疆克拉马依市的那场大火,正是“让领导先走”致使323名中小学生与教师死亡,132人烧伤致残;而离火源最近的二十几名副处长以上的官员安然无恙,更让人愤怒的是那位丧失人类道德底线的媚官者,在喊过这句著名的话之后没有几年,居然官运亨通升任市长!无独有偶,前些时候海南航空公司某次航班也传出“让领导先飞”的消息,不过这次让人安心的是人们没有生命之虞,而只是特权先行,法治受伤而已。其实,“先走”、“先飞”的特权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当年的唐玄宗与老佛爷都是在敌人打来时先走、先飞的,之后便是都城陷落,火光冲天,人民遭殃。法西斯德国兵临城下,斯大林却拒绝先走、先飞,虽然那样做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伟大胜利,但按照中国人的思维看实在是太冒险,万一都城被攻破怎么办?国不能一日无君啊!在中国人的眼里官僚的富贵都是命里注定的,帝王将相就是一尊尊神秘得让人供奉的神,即使直接管着自己的芝麻官都被称作“父母官”,这种维系官民关系的伦理准则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天命难违!屈从、敬仰于富贵之人是份内之事,因此,“先走”、“先飞”在媚态百般的中国人眼里就像子女孝顺父母一样天经地义、顺理成章,容不得半点怀疑。最近听到福建省一些高校出台临时校规,规定“(学生)遇到酷似领导的人来问路,一定要注意礼貌……”;又据多家媒体报道,在广西某重点高校的就业指导课上,授课老师大讲“怎么给领导开电梯”、“如何与领导吃饭”、“如何给领导敬酒”、“如何与领导一起坐车”等媚官技巧,而且据记者了解,不少高校都有类似的课程。针对这一现象,《人民日报》曾发表评论《治一治“媚官”恶俗》,对愈演愈烈媚官习俗加以讽刺,而且指出,此习俗不仅有损社会公平正义,还会滋生腐败现象,成为腐败的土壤和温床,助长腐败,于不知不觉中成为腐败分子的帮凶,因此,治理“媚官”习俗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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