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丧失权威的威权体制是异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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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屡生歧义，真正的专政对象没有严格的范围，而且过分强调会把目标指向自己，但中国宪法规定的政权的性质是人民政权，只是前提要坚持中共的领导，这本身尽管很矛盾，但政权的性质还是表述的很清晰。遗憾的是，用宪法来解读中国的政治有如盲人摸象，不得要领。中国并不是宪政国家，威权政治是它的根本特点。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而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权在巩固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权威的逐渐丧失，使当政者成为李鸿章式的“裱糊匠”，维稳当然地成为权力的根本需要和压倒一切的工作。因为权威来源于对民众合理诉求的实现程度。因此，在不改革政治体制的前提下，纾解民怨维护公平正义就成为政权逐步建立权威的必然选择。

 

　　威权体制有一个规律，就是它权威的递减是时间的函数，尽管在一定的时期内迫于压力与民间产生了良性的互动，使它的权威有所加强，但这只是一咱暂时的现象。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威权体制下，专制的权力与市场经济联姻，其结果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大行其道，权力成为社会不公的总根源和民怨的制造者，纾解民怨远远根不上制造民怨的速度，而且这种纾解还会造成威权体制的内部的对立和瓦解，权利的扩张必然会压缩权力的空间，带来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如果这种改革超越了权贵集团的底限，他们就会动用一切资源来抵制这种改变。当然，这种抵制的力量与他们所掌握的资源是成正比的，而经过了60多年的政治积累和30来年的经济积累，权贵们对资源的的占有量已经高度集中，这也充分证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异常艰难的。但随着权威的逐步丧失，这个威权体制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开明的领导人也看到了这是“死路一条”，怎奈中国已经告别了政治强人的时代，有良知的领导人和他的从政理念往往不会被庞大的集团所采纳，而且本人也有被边缘化的危险。无疑，权贵集团的对内民主与对外集权会加速统治权威的消弥程度，当改革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共识时，政治变革就成为了不归路，只不过它的手段和方向是难以判断的，但它大体符合物理学上的压抑愈久反弹愈甚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已经没有权威的威权体制是异常危险的。

 

　　林茨对威权政体做了以下的描述：“具有责任不分明的有限的政治多元主义；没有一套经过提炼过的主导意识形态，但有相当清楚的特殊心态；除了某一发展时期以外，没有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威权领袖个人的权力行使虽然不受限制，但实际上却是处在可以预测的范围之内”。在此基础上，他及以后的研究者将其分为军人官僚威权体制、动员式威权体制和后极权式威权体制等。显然，中国式的威权应该归为后者。它主要存在于一些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极权制度不断僵化，原有的意识形态逐渐不断被抛弃，随着政治强人的离世,权力不断分散，集体领导成为内部共识。由于在经济层面的改革让普通人拥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自由和私人空间，社会出现有限的政治多元，这样，极权体制一步步蜕变为威权体制。著名政治学者刘军宁认为：威权主义是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精英主义和理想主义多位一体的，其效法的人物和施政作风，在中国可以上溯到早期的法家，在西方可以追溯到近代的马基雅维利、本世纪的帕雷托、莫斯卡、米切尔斯以及当代的韩国朴正熙、新加坡李光耀和印尼苏哈托。但即使就后面三位政治强人而言，他们也不是同一种意义上的威权者，各自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也有很大的差异。他认为：威权主义思潮之所以在当前的中国有较大的市场，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东亚道路的诱惑，尤其是威权主义者对东亚道路的理解，或者说是曲解，使得大家感觉到，东亚的道路对中国来说是一条可行的现代化道路。第二，得益于官方的支持。一方面，威权主义关于加强权威和国家能力的立场颇受一些领导人的重视，另一方面，对威权主义的批判受到了有效的钳制。第三个原因是，与威权主义相对立的政治思潮没有充分发展的空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威权主义者成为当今倍受权力推崇的原因了。

 

　　事实上，不遗余力地兜售这种理论的人是知道威权体制的硬伤的，但在良知与饭碗的取舍中，他们还是舍良知而取饭碗，其邀宠的心态已经到了“猴急”的程度。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人民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的文章，他说：“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国际比较都表明，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它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也适应越来越开放的国内外环境，能够回应来自内外部的各种挑战，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充分显示出了巨大的发展优势和独有的竞争优势。这源于过去30年实现了中国式政治制度的构建与改革：一是领导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了政治领导集体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二是领导人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是公共政策决策实现了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这是中国为什么总是成功的根本原因。”不用说他通过经济成功推断政治正确的方法有多荒缪，就是所谓的低福利低人权基础上的经济成功也是站不住脚的。有人做了这样的研究，说明中国的人均产值在动荡的建国前在世界上的排位要比现在要高，想必是有根据的。经济的发展是以人的幸福为终极目标的，如果抛弃精神幸福，仅从物质的角度上来看，中国人也不过是“被幸福”，社会学家周孝正说，中国有10亿人口生活在贫困中，而且可以与反对者公开辩论，这种底气是缘于对现实的认知和判断，其理性不容置疑。在一个几乎没有福利的国家，用一生的积蓄买房已经成为普通民众的现实状态，而昂贵的教育和医疗更成为寻常百姓的梦魇，这种制度性的掠夺无所不在，国富之下是普遍的民穷。而威权体制下的国富本来就是一种灾难，它加剧了贫富分化的速度，使财富加速向少数人集中，使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而胡鞍钢却罔顾这一现实，还大言不惭地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真不知道其居心若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