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元璋亲审卖毒药案说起
在朱元璋晚年所编的特种刑法《大诰三编》中,记录了一个奇特的案子:医生王允坚私售毒药事发,朱元璋命他服下自己配制的毒药,待毒性发作,又要其交代解毒之方,用粪清插凉水为他解毒,次日才枭首示众。
从这个案子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明太祖?一个高度好奇的人,一个一丝不苟的科学实验者。好奇不是坏事,探求未知领域的渴望推动着人类进步,而科学实验更需要一丝不苟的精神。只不过,成为明太祖实验品,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中挣扎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明太祖所好奇的,是一个人吞服毒药后究竟会有何种反应。
在
“
服毒及其反应
”
这项测试中,明太祖是非常敬业的,他不但认真记下了服毒者的神态和生理上出现的种种异常,还对其逼近死神时的心理高度关注。这里出现的明太祖简直就是一个鉴赏家,当然,被其鉴赏的客体,不是自然风光也非艺术品,而是人面对死亡时所表现出的恐怖与痛苦。
中国古代精神医学不发达,对心理疾病缺乏基本的洞察。所以,很多时候某个人行为乖张,却常常只被视为修养欠佳,极少有人想到这也是一种病变。以现代观念看上面这桩奇特的案件,看暮年朱元璋的惊人之举,实际上很容易得出一个答案:暮年朱元璋在心理上肯定出现了一些问题。
另一种文化背景的人,在解读朱元璋时早就有了相似的结论。
洪武三十年(
1397
年),朱元璋
70
岁,也就是离他去世前一年,明王朝发生了一场因地域差别所导致的科场冤案。由于南方和北方文化水平不一,在科举考试中南人往往比北人具有优势,录取者更多,这一年也不例外。参加科考的北人不满,攻击主考官偏袒南人。朱元璋命人彻查,结果证明并无徇私舞弊行为。这时又有人造谣,说奉命复查的人故意把北人中不好的卷子给皇帝看,朱元璋大怒,立即将复查的多个官员赐死,原主考官也被发配,同时他亲自考试,重新选拔了
61
人,均为北方人士。
“
时谓之
‘
南北榜
’
,又曰
‘
春夏榜
’”
。西方学者所撰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在叙述这一科场冤案时直截了当地评价说:
“
这种事件表明了一个人长期患偏执狂后会是什么心理状态。
”
在现代医学中,
“
偏执狂
”
就是一种精神疾患。西方学者认为,朱元璋长期患有这种疾患,自然是有根据的。不过,细读史料,可以认为,朱元璋的精神疾患和心理病变发作最为严重的时期,无疑还是在他的晚年。
无法摆脱的幻灭感
剖析朱元璋晚年心理,其中一个很突出的印象就是,随着年华渐老,这个不可一世的君王,居然产生了越来越浓重的幻灭感。
这种幻灭感,一个很显要的表现,就是他仿佛突然意识到了
“
帝力之微
”
,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力和虚弱,屡屡发出人生的悲鸣。这在向来信心满满,自起兵以来一直顺风顺水,登基后又以天纵之圣自居的朱元璋身上,是非常不寻常的。比如他铁腕反贪,重典治国,一度相信,只要帝国的政治机器按照他制定的轨道运行,就能
“
复先王之治
”
,自己就能做一个超越前代的成功帝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显然不那么乐观,而是不止一次地感叹:
“
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
,
“
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
,甚至
“
自谦
”
自己
“
才疏德薄,控驭之道竭矣
”
。
对朱元璋原本强悍的心理给以近乎致命一击的,是太子朱标的早逝。朱标是马皇后所生,按传统观念,是所谓的嫡长子,朱元璋对他寄予厚望,延请名师,悉心调教,但太子生性比较仁弱,和父亲在治国理念上存在一定差异。据野史记载,太子为了求父亲不杀自己的老师宋濂,曾经投水自尽,又劝谏喜欢滥杀的父亲,说
“
诛夷过滥,恐伤和气
”
。朱元璋便把一根荆条放在地上,叫太子拾起,太子见荆条上布满了刺,面有难色。朱元璋趁机训导他:恶人就和这些刺一样,我现在杀人就是除刺,我替你除了刺,未来你这个皇帝才好当啊。可是太子却并不买账,顶嘴说:
“
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
”
意思是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臣民,正是因为摊上不好的皇帝,才有不好的臣民。此举惹得朱元璋大怒,抓起一把椅子就砸过去,太子赶紧逃走。尽管如此,朱元璋对这个没有什么邪行的儿子基本还是满意的,特别是从情感上,较之更像他性格的其他儿子,如后来成为明成祖的燕王朱棣,他对知书识理、宅心仁厚的太子更有一种亲近感。所以当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太子病逝时,他就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召见群臣时,他一边大哭,一边悲叹:
“
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此,命也!
”
在臣下面前大哭,无遮掩地表现自己的软弱,这于朱元璋是非常少见的。
太子的早逝,加上前几年马皇后的死,对朱元璋都是沉重的打击。在艰难困苦中蛰伏,于群雄中脱颖而出后,朱元璋就几乎未碰到什么强有力的阻碍,即使有,也是很快被他消灭。久而久之,很容易生成一种幻觉,即
“
人莫予毒
”
,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对自己造成真正的威胁,也没有什么自己办不成的事。但随着身体一天天衰老,目睹最亲爱的人从自己眼皮底下消失,自己却毫无办法,他才突然感到,原来,一个拥有再大世俗权力的人,也不能对抗疾病、衰老和死亡,在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自己所无法掌控的。
太子死后,衰病之中的朱元璋做过一件意味深长的事。即于太子死的那一年十月,下诏征求能掐会算的阴阳家,
“
试无不验者,爵封侯
”
。一个向来迷信权力的人,突然变得如此迷信命运,这表明,支撑其强悍的内在根基已经动摇。而一个处于迷茫之中、突然失去方向感的人,是最容易被焦虑感所困扰而喜怒无常、暴戾乖张的。
使朱元璋产生幻灭感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他越来越认定,自己的治国理想在有生之年已经不可能实现。
熟悉朱元璋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君主。他虽然文化素养并不高,但依靠他对传统儒家文化一知半解的认识,在其心中,是有一整套理想的国家和社会图式的。简而言之,就是在强大国家机器的威慑和深厚儒家伦理的教化之下,创造一个完全自然经济
—
男耕女织、民风朴厚、官员守法、富人谦抑的小农社会。这样一个社会是他心目中的盛世,从登基之日起,他就一直在为此孜孜不倦地努力。然而社会发展本身的规律却不是蛮横的人力能够生硬阻止的,经过宋元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已在中国大地诞生并缓慢成长,可朱元璋却偏要开倒车,把人类天生聚敛财富、向往奢华、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遏制。虽然其严刑峻法一度能够发挥作用,但也注定难以持久。就像他为反贪煞费苦心,贪官仍然层出不穷一样,民间社会在其政治高压之下,仍然不断出现所谓
“
僭越
”
、
“
奢靡
”
等怪象。而他对人性和社会规律又缺乏基本的宽容与理解,这样就越发加深了他内心深处的困惑与迷茫。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
“
人们大多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却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
”
其实大多数人还不仅仅是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而是根本就不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要为一日三餐而奔波发愁。关心这个问题的,只能是超越了果腹暖身层面的人士。作为从布衣中崛起的一代帝王,朱元璋无疑是世俗眼中的成功者,但他究竟是不是一个成功的帝王,晚年的他是不敢自信的。也许垂暮之中的朱元璋曾经一次次自问:我究竟会以一种怎样的面目进入历史?而最终的答案会是什么,他显然存在很大的疑虑。
一个被幻灭感折磨却又掌握巨大权力的老人是可怕的,加之他天性中本来就有嗜杀的成分,晚年朱元璋行事不以常情常理揣度,就是一种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