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使人明智：谁决定历史的胜负？

作者：虞云国来源：《东方早报》发布时间：2011年08月08日点击数： ( 字体：小大 )

　　史学在实现社会功能时，教给公民的，不仅仅是那些具体的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一种与时代契合的价值观。结合当今时代潮流，尤有必要强调以下几点。

　　其一，关于独立与自由的观念。陈寅恪揭橥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独为个体人格之养成树立鹄的，实也关乎国家与民族之人格与气运。

　　其二，关于民主与人权的观念。民主与人权是近代社会赖以成立的基石，对自秦以后曾长期处于专制政体下的中国国民教育尤为迫切，不能藉口所谓舶来而否定其价值。

　　其三，关于平等与仁爱的观念。平等观念不仅指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也指不同民族之间与不同国家之间是平等的。有平等之心始能有仁爱之举，反之亦然，有仁爱之心始能行平等之义。

　　其四，关于忧乐天下的观念。范仲淹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标榜“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倘若每个公民都将这一价值观融入血液，付诸行动，岂非民族之希望，国家之福祉？

　　其五，关于民族精神与世界主义的观念。处于当今全球化时代，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中国人的理性心态应该像陈寅恪所说，“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样，庶几能达到费孝通推许的境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历史学是一门解释的学科：首先是对史料的解释，力求恢复史实的全面真实性；然后对通过史料建构起来的总体历史给出解释，而后者更为关键。对于总体历史过程的解释绝不会是单一的。正如波普尔指出：“既然每一代都有它自己的困难和问题，因而也都有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观点，那么每一代就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看待历史和重新解释历史。”也就是说，历史的解释无可避免地蕴涵着历史学家独有的思想视角与价值评判，这是史家所秉持的当代意识的一种投射。史家的当代意识既来自于社会现实，又指向社会现实，这就必须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把握好合理的张力。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将来的历史。史学研究，无论就其学术功能，还是就其社会功能而言，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雷池鸿沟。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说过：“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不懂得过去，就无法理解现在；反之，不懂得现在，就无法理解过去。两者之间某些因果逻辑，本来就可以或举一反三，或触类旁通的。

　　从这一意义说，来自现实的人文关怀，不仅是历史研究不死的灵魂，更应成为历史学家自觉的操守。倘若泯灭了对人类、对民族，对现实、对未来的人文关怀，历史学也就成为丧魂落魄的行尸走肉。

　　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有两种基本的路向。一是从历史到现实的取径，即以严谨的科学方法对某一历史现象做出本质的认识，取得成果，提供给现实作为借鉴。一是从现实到历史的取径，即从现实社会生活中领悟到有必要重温历史上某些与之近似的现象，加深对那一历史现象的再认识。

　　当然，无论何种取径，都必须坚持把历史的东西还给历史，坚持历史事实的全面真实性；而绝不能歪曲、隐瞒、编造或篡改历史，不负责任地借史说事，低俗浅薄地“古为今用”。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一路走来的全部历史，应该深怀敬畏，坦然面对。在民族与国家的历史记忆中，必然既有辉煌与荣光，崛起与成功，也有劫难与耻辱，沉沦与失败，其中，正面与负面共存，美好与丑恶交织。然而，无论是非成败，无论盛衰荣辱，对一个自信的民族与成熟的国家来说，只要正视与善待，不管何种历史记忆，都是一笔无可替代的珍贵财富。因为，正面的历史记忆，固然让后人深感敬慕与自豪，从而效法与追随，以便再铸辉煌；负面的历史记忆，也足以让后人畏惧与愧怍，从而反思与警醒，以免重蹈覆辙。

　　之所以必须敬畏历史，还在于历史决不是当时威权者的一锤定音，而是无数后来者的千秋公论。决定一时胜负的也许是威权，决定历史胜负的却只有真理。对国人与后代以歪曲或遮蔽历史的手法来维护某种形象，古今中外不乏其例；但到头来只能瞒得一时，岂能瞒得永世，也已为历史屡验而不爽。

　　正如历史学家王曾瑜所说：“人类的是非、善恶、功罪之类，时间的作用是淡化甚至抹煞，而成文的客观而公正的历史的作用，却是部分的保存。但即使是部分的保存，对人类文明和良知的进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以此而论，历史也确实让人敬畏。

　　我们当下，小到个人，大到社会，是否已对历史充满敬畏之心呢？我们常征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古训，我们又经常“有选择地记忆”与“有选择地遗忘”。借用民间对武圣人关公的戏谑，“有选择地记忆”就是一味夸耀咱家过五关斩六将的光荣，“有选择地遗忘”就是绝口不提自个败走麦城的耻辱。

　　这样有选择地记忆与遗忘，就让我们的国民与后人无论打开历史教科书，还是借助大众传媒，都无法了解某些历史的本来面目。总体而言，历史教育的现状，存在着三种非历史主义的荒谬症候。

　　其一，割断历史，例如，自上世纪中叶起，历史教育就有意无意割断了中国人与传统之间的纽带。其二，编造历史，例如，在大陆1949年以后的历史评说中，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所起的作用曾一度被低估。其三，遮蔽历史，例如，目前四十岁以下的国民对十年浩劫的历史记忆几乎一片空白。这样一部被歪曲、掩盖与编造的历史，其社会功能的负面性不言而喻。正是这种负面性功能，一方面导致一个民族抹去了某些所行未远的历史记忆，也就失去了把历史包袱变成历史教训的机遇与可能。另一方面则导致广大国民从历史的失真转向对现实的怀疑，从根本上动摇他们对真善美等基本价值观的尊崇与信奉，社会加速跌入价值失范的严重困境。

　　（《敬畏历史》，虞云国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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