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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沉疴，重塑大学——大学的功能及其问题
编者按：《南方周末·大参考》刊发澳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郝志东对两岸四地高等教育的系统思考，一共三篇，本期刊登的是第一篇。下一篇将讨论大学的理念，以及中国大学应该如何解决现存的问题以便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展望中国未来的大学；第三篇文章讨论教授和学生的责任，他们在履行责任时的问题以及改进的方法。敬请垂注。
教学：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基本上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而本科生教育，则遭受严重的忽视，所谓大牌教授，让学生代课者比比皆是。
研究：某些高校领导在任时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纷纷划分自己的学术势力范围，垄断和分割学术资源。
服务：教授们的学问很多不是用来发展社会，而是用来评等、升级，和社会脱离了关系。而另外一些学问则被纳入社会、经济的系统中去，只为某一利益团体服务，以致“我吃谁的面包，我就哼谁的曲调”。
（向春/图）
近几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发生巨大变化。大陆高教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教育产业化”为特点的“大跃进”，使人认为大学“已经没有了”。
这些年来，港澳台的教育也飞速发展，各地专升本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比如小小的澳门也有十多所大专院校。虽然澳门理工学院苦求升等成为大学而不得，但2011年2月初，原“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更名为“澳门城市大学”，尽管严格来讲目前只有一两个专业。
两岸四地对SCI（科学论文引用索引）和SSCI（社会科学论文引用索引）的执着，也都超过了欧美。用台湾人的话说，是SCI和SSCI的“学术霸凌”，导致各地众多教授的不满，问题的确不少。
尽管人们对两岸四地的高校有很多批评，但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却没有任何人提出质疑。所以理清大学的功能、大学的理念、教授以及大学生的责任，探讨问题的性质及解决方法，尽最大可能去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至关重要。
大学的功能：教学、研究与服务
今人对大学的功能已有基本共识。即大学负有教学、研究、服务的职责，这三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正如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所言，古今中外的大学在大学的责任这个问题上经历了长时间的变迁。
比如，十九世纪中叶的牛津学者纽曼认为，大学应该以传授知识为主而不是发展知识。而之后的德国大学则标榜大学的新理念，即其作为研究中心的理念。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大学则强调教学与研究并重。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大学，在原来大学职责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服务一项。于是又产生了大学的分工，如综合型大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博雅学院（liberal arts colege）、社区学院等。
中国的大学，从汉武帝时的太学，到魏、晋、明、清时的太学、国子学（国子监），到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直至今天，走过了从传统的太学到现代的大学的转化之路（上书第217页－218页）。尽管中国传统提倡传道、授业、解惑，似乎主要是以教学为主，但是研究和服务的社会功能也都一直在承担着。
但是，如何履行这些责任，人们却有很大分歧。下面来看当代中国的大学是如何履行这些责任的。尤其要看，近些年来在履行这些职责时所产生的问题。
教学方面的问题：不肯学，不善教，趋于利
先说教学。在内地，有些课程，大学必须使用单一、陈旧、死板、僵化的统一教材，教师只照本宣科，不敢越雷池一步。老师甚至对学生讲，“你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最后评价你的还是考试，如果考试时你这样答题肯定不行。你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答题时，你必须按标准答案做”（见吴苾雯 《向中国大学说不》一书）。如此，学生的学习兴趣自然就大减。
有大学生模仿小沈阳创作的大学版《不差钱》写道：“眼睛一闭一睁，一堂课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上午就过去了。人生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下课了，但人没醒。人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醒了，但没下课。最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上课了，但睡不着。”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这样混日子，大学里还是有很多人依然比较用功地学习，但是他们也一样困惑：让他们努力学习的原因主要是“恐惧”和压力：怕找不到好工作，怕考不上研究生。
研究生教学也有很多问题。吴苾雯书中记载：一位学习新闻传播的研究生说，新闻评论学研究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总结、记忆梁启超作品的特点、风格，而对当代新闻评论发展及其承担的功能却不去研究。一门介绍名记者和他们的新闻作品的课，授课方式是老师介绍、学生记录、考试考笔记，而不是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这些记者，再相互交流心得和成果，进行思维的碰撞，锻炼科研的能力。
这样教点东西还算好的。有的研究生导师上课，先吹嘘最近哪家公司请他做顾问，会见了某某名人等。一堂课一多半的时间过去后，开始念教材。更有甚者，导师接到编教材的任务，让学生每人负责一章。这本来也是锻炼机会，但编好之后出版时署名的是导师和他们不知道的陌生人，他们每人只得到300元。学生只是在扮演打工仔的角色。
张鸣的评价是，“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基本上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而本科生教育，则遭受严重的忽视，所谓大牌教授，让学生代课者比比皆是。虽然教育行政部门有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的规定，但执行起来，并不严格，形同具文。培养出来的学生，既没有素质，也没有技能，更没有责任心。”
如此离谱的事情还很多。
2010年5月在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会议上斯坦福大学校长汉尼斯指出，中国大学的问题之一是课堂以讲座为主，学生讨论的机会很少；再者让学生选择专业的时间太早。在学生还没有了解大学课程、对自己的兴趣还没有完全确定的情况下就让他们选择专业，必然使很多人发现自己不喜欢这个专业但是又得硬着头皮学下去。这的确是导致学生对学业没有兴趣的原因之一。
由此而造成的更加严重的问题，正如牛津大学校长汉密尔顿指出的，是中国学生变成了被动的接受者和倾听者，缺乏自主与创造性思维，缺乏挑战学术权威的勇气。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的教育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结果正如张鸣所说，中国的大学“不仅没有实行美式的通才模式，也丧失了苏式专才模式的优点”。
无论是教师的问题还是学生的问题，都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教育大跃进有关。吴苾雯书中还记载：某些学校为了申请博士点，打造研究型大学，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同时获取巨额经济利益，聘请了不少“多栖”教授、“双聘”教授，拉大旗做虎皮，对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并没有多少实质帮助，反培养了一批学霸、学阀；他们还办了不少二级学院、独立学院、研究院，出卖大学的牌子，招揽学生赚钱，和投资人坐地分赃。
耶鲁大学校长列文说，从1998年到2006年，“中国高等教育学府的数量翻了一番，从1022所增加到2263所。同时，入学人数是原来的五倍，从1997年的100万学生增加到2007年超过550万学生”。
正如陈丹青所言，如此教育大跃进、如此办大学的目的，基本并不是为了普及高等教育、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不是传道授业解惑，而主要是为了办学者自己的名誉、地位、金钱的获取。所以他们才要将教育变成产业，将学校办成公司，将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变成打工仔和老板的关系，将学校办成一个政府机构，将大学行政化。只要关系平衡、学生不出事、教育不出格，守住了这些办学的底线，自己的位子、票子、车子、房子就能保住。至于培养人才，那是可以不当真的。
所以，大学让老百姓失望，感到不上大学反而比上大学好，也就可以理解了。但是，受损失的是国家人才的培养和国家发展的健康。
上面那些离谱的事情在港澳台所见不多，但也不是没有，有的地方甚至越见越多了。不过对港澳台来说，对教学质量的主要威胁或是学校过分注重自己的排名，过分注重研究，而不注重教学，或者口头上注重教学，口惠而实不至。
对教学质量的威胁，还表现在课程设置方面以市场为导向，而不是以教育的性质、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为导向。如果学生上学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或者当公务员，就多多设立工商管理、公共行政的本科以及研究生的课程，大量招收这样的学生。而对于国家发展急需的政治学、社会学的本科以及研究生的课程却尽量回避。
殊不知一时在市场上热门的专业几年后会变得人才过剩。而社会急需的专业还是发展不起来。无论是办教育还是种地，都不能说今年大葱好卖，明年大家就都种大葱，而不考虑人们健康饮食结构的需要以及市场的长远发展趋势。这些思维方式的荒谬、大学责任的丧失以此为甚。
与此同时，学校又过度强调数字化管理，以为只有数字才能说明一切，也可以说明一切。于是只问数字、不问品质。
以学生鉴定为例。学生鉴定固然可以帮助老师了解一些教学方面的满意度，从而改进自己的教学。但真正的改进需要老师的责任心、对所教材料的理解、与学生在课上和课下的沟通、和其他老师之间对教学方法的交流。而这些都要时间、精力，但又很难用数字显示出来。只看学生鉴定的分数，无法了解教学的真正效果。但学校行政化、数字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只看自己想看的数字，而不看数字的实质及其背后的问题。如此，教学水平很难提高。
在高校管理公司化、市场化、数字化、行政化的潮流面前，港澳台的大学校长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抵御社会、经济等的压力，守住一片净土，还未可知。在教育责任的承担上，港澳台和大陆一样都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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