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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反迷信还有当代价值吗？
当下“国学”盛行，新文化运动必然成了反省的对象。有人推而极之，把后期有点过气的康有为都抬出来，为孔教复兴助威。新文化运动不是不可以反省，关键是以什么态度来反省，如果以为那时节的反传统就是造成今天传统“断裂”的罪魁祸首，未免是将“态度决定一切”贯彻得太过彻底。
新文化人反对儒家的“定于一尊”，如果说，这是理论上的反传统，那么，反迷信就是现实中的反传统。不过，他们反迷信所依据的科学理性和进化论正是近些年中外学界反思的关键词，这样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新文化人的反迷信是否还有当代价值？
在新文化运动最初的两年，新文化人的反迷信，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他们要进行思想革命，追求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所以要反对偶像崇拜；他们提倡科学，所以要反对不合科学的行为和做法。直到1917年6月1日《新青年》3卷4号的“读者论坛”栏上才出现了第一篇署名徐长统《论迷信鬼神》的批驳鬼神崇拜的专论。可是，这种情况到1918年初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917年秋，上海灵学会成立。这个以研究“灵学”为名的团体其实并不简单。首先，创立者都是社会名流、文化人。杨璿是江苏无锡市立学校的校长，陆费逵乃中华书局的创办人，俞复比较复杂，他早年参与过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与人组建过“少年进德会”，创办上海文明书局，任总经理。文明书局与中华书局合并后，任董事兼印刷厂厂长。丁福保则是著名目录学家，让后人记住的是他编纂的《佛学大辞典》。其次，他们打着现代“学会”的旗号，创办现代杂志——《灵学丛志》，将一个原本的私人癖好引入公共空间，以“拯救社会道德”的名义加以鼓吹。
如果仅仅这样，新文化人未必会直接与之交锋。但上海灵学会的一些人似乎不甘寂寞，他们拉大总统黎元洪题字，请近代“西学第一人”严复助阵，1918年2月还在上海《时报》登出广告，宣传“灵学”。而这一广告恰与《新青年》提倡“新青年之新道德”的广告出现于同一版面上。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意挑衅，戏仿陈独秀昭示新文化运动主旨的名文《吾人最后之觉悟》标题的语式，说“灵学”可“予世人以最后之觉悟”。这种明显地分庭抗礼，终于让新文化人无法容忍了。
1918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5号成了最集中讨伐“灵学”的擂台。这一期上有陈独秀《有鬼质疑论》、陈大齐《辟“灵学”》以及钱玄同、刘半农批评“灵学”的随感。陈独秀说：“吾国鬼神之说素盛，支配全国人心者，当以此种无意识之定数观念最为有力。今之士大夫，于科学方兴时代，犹复援用欧美人之灵魂说，曲征杂引，以为鬼之存在，确无疑义，于是著书立说，鬼话联篇，不独已能见鬼而且摄鬼影以示人。”这段话有三层意思：一是中国素有言鬼神的传统；二是处于科学时代，大讲鬼神、“灵魂”不可取；关键是第三，“摄鬼影以示人”，即为鬼魂拍照，并展示于杂志之上，为鬼魂存在说张目。这等于是把私人领域的精神爱好推广到公共空间。心理学家陈大齐则从心理学角度，证明鬼神的不存在。他说：“有意作伪，是奸民也；无意作伪，是愚民也。假灵学会诸君而有意作伪，吾无执法之权，惟有期其良心上之反省，不与之辩可耳。若其不然，果出于无意之作伪，则吾辈略有科学智识者，不可不聊尽提撕警觉之责。国有奸民，宁有愚民？”陈大齐把灵学派的扶乩弄鬼之事上升到“愚民”以致国家存亡的高度，这应该是新文化人对于灵学派最为严厉的批评了。
钱玄同的随感虽然有着一惯的讽刺文风，但仍是讲道理的。他是从音韵学的角度，谈上海灵学会以扶乩方式讨论音韵的无稽。只有刘半农口无遮拦，直斥“灵学”鼓吹者为“妖孽”，说他们“奸民作伪，用以欺人牟利。”
其实，在反灵学派的迷信主张和活动时，陈独秀还是相当谨慎的，他特邀了化学家、科学方法论的提倡者王星拱、心理学家陈大齐和了解西学的刘叔雅，依据各自的学科知识，撰文批驳。为不致误解灵学派，他还专门就“三焦”、“丹田”等名词，请教了医学专家、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并将后者的回信，登在《新青年》上。当然，陈独秀不可能想到，两年后，正是汤尔和力主将自己排挤出北京大学的。
不能排除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化人提倡科学时有极端之言论。但是在批评灵学派鼓吹“灵学”一事上，他们并没有以科学“仗势欺人”，也没有据进化论而断言惟一。反迷信诉诸的只是基本的科学常识。新文化人所反对的不仅是“灵学”的不科学，而且反对灵学派依其“名人效应”，示范于社会；造“公共事件”，使鬼神信仰的传统重新泛滥。他们更担心“灵学”成为一部分人敛财的工具，并且与官员勾结，一方面溯古以证明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为官员的个人腐败提供机会。
依此衡量，今人反思的所谓“科学的霸权”或“科学主义”以及进化论的偏颇在此事件中并无显现。反而是以灵异现象为偏好，以巫术方式敛财，招集名人、明星和官员在公共空间中展示迷信的现象至今未息，前不久遭查处的“李一事件”适可为例。可见，新文化人反迷信的努力，不仅是前车之鉴，其基本原则运用到当下，也恰如其分。
面对当下社会上迷信流行的趋势，今天的学者和文化人或哑然失语，或随波逐流，甚而迷信神灵，迷信权威，也自我迷信。从此点滴行为亦可见出与前辈知识人境界的差异。就社会而言，1949年后利用行政力量、政治手段的“移风易俗”其脆弱性已为现实所证明。看来，如何从生活方式上反对迷信仍是知识阶层未竟的事业。
新一轮的生活方式上的“移风易俗”也许应该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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