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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增拿命写《1911》 称难证明袁世凯杀宋教仁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曾写作《长征》、《解放战争》等作品的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推出了新作《1911》。近日，他在广州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十年前出版《1901》、如今出版《1911》，以及尚未开始写作的《1921》，王树增说，他要通过描绘中国近代史上最跌宕起伏的40年，去梳理中国人的心灵史，去绘制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谱。
穷则变，变则通。在中华民族古老的血液里，这种文化基因早已种下。王树增说，《1911》本质上不是写辛亥革命，而是一个民族不断自我否定，追求完美社会的纠结的心灵历程。
谈新书：拿命去写，到日本档案馆翻资料
在面对这些100年前的年轻人的时候，我们这代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如果跟他们相比，内心是有愧的。我们这代人能为民族做什么？夸夸其谈而已。而他们却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不惜献出生命来唤醒国民的文明意识和变革意识。
南方日报：《1911》强调“非虚构写作”，像学术书籍一样列出了很多注释，你的写作参考了什么资料？
王树增：这本书我10多年前就开始积累，两年前开始写作。真是拿命去写，坐在那里两三天不动，为了查证一个资料，停在一个地方十几天二十天没动过。
比如说民国有个大案，关于宋教仁被暗杀案。当时报纸已经很发达了，各种报道、档案来往信件、国民党政府的资料、民间流传的资料都互相矛盾。最后我得出一句话，没有确切史料证明是袁世凯主谋。袁世凯很聪明，这事一出，99%的人都会说是他干的，他不会做这种傻事，虽然有部分资料直指他，但都被我否定了。
这些资料中有前辈的研究成果，有现成的宫廷档案，还有档案馆的历史史料。为此，我在日本的档案馆都翻过。可以说，日本算是辛亥革命的后勤基地，所有当时重要的领导人都在那里活动，日本档案馆有很多信件、文件的原件。日本到处都是孙中山像，我到日本一个小饭馆吃饭，房梁上竟然有孙中山和关公像。饭店老板说，横滨的老百姓都知道孙中山，对他很崇拜。
南方日报：在找资料和写作的过程中，最让您感动的是什么？
王树增：当时最让我感动的是读林觉民的绝笔《与妻书》，这真是千古绝唱！他中间有一句话，他告诉妻子他为什么宁愿去死，他说：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国民这样生活下去。这是多么高的一个境界？再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最后没剩几个人了，他们完全可以丢下枪逃走，但是他们最后还是决定打，虽然明知一打必然会死。
在面对这些100年前的年轻人的时候，我们这代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如果跟他们相比，内心是有愧的。我们这代人能为民族做什么？夸夸其谈而已。而他们却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不惜献出生命来唤醒国民的文明意识和变革意识。
南方日报：你在《1911》中花重笔墨去描写慈禧，呈现出了不一样的解读。
王树增：慈禧这个人是满族人，十几岁就入宫当秀女了，典型封建王朝里面出来的女人，她居然能决心要做东方伊丽莎白，这是多大的决心？不要太刻薄她，她绝对不是某些历史书上形容的，只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一个女人统治这么大的帝国，必有她过人之处。
慈禧这位女性很厉害，百日维新刚开始的时候，慈禧还是支持的，可惜最后一刻翻脸了。如果那时候搞新政的话，推行下去，可能整个历史都会改变。所以我一再说“晚了”，晚了30年，戊戌变法应该是改变中国近代史进程最好的机会。
谈辛亥革命：离开广州这块土地，辛亥革命无法叙说
整个辛亥革命其实都可以定义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与其说它是革命，不如说它是用“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剧烈举动来给这个沉闷的社会做一次文明启蒙，就是鲁迅说的“呐喊者”。
南方日报：在历史教科书上，关于辛亥革命的意义大多是关于反帝反封建，照你的理解，辛亥革命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什么？
王树增：辛亥革命更大的意义可能是一种不断地否定和唤醒。它与其说是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还不如说是一场思想启蒙。但是这种启蒙也是不彻底的，它如果彻底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五四运动了，五四运动是再启蒙。
整个辛亥革命其实都可以定义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因为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阶级本身不成熟，胜利的希望很渺茫。我说它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它是用剧烈的举动来给这个沉闷的社会作文明启蒙，就是鲁迅说的“呐喊者”。
另外，辛亥革命实际上就是很前沿的，以激烈的方式开启了中国的变革序幕。它提出了很多先进的政治理念。像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的观念，包括革命的目的是让全数人安定的观念，这种概念都很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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