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亲历日本投降谈反日示威：好勇不必好血

作者：黄仁宇来源：嗨！历史发布时间：2011年08月15日点击数： ( 字体：小大 )

　　（吴澧按：这是已故世的黄仁宇先生写于世纪交替之际的文章，收在三联书店2001出版的《关系千万重》一书中。听亲历抗战的黄先生说来，民国时代的中国人，虽然饱尝战乱困苦，仍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民族。黄先生是老派人。斗转星移六十一年之后，他的情怀，已不是今日喝狼奶长大的革命同志和爱国青年所能理解的了。）

　　最近几年每逢重要的抗战周年，有如1995年的战事结束五十周年和1997年的卢沟桥事变六十周年，都有朋友邀请参加他们的集会。我都借词推托，原来电话里也难能解释，他们的集会，都有发愤雪耻示威之含义，我如参加，势必表态。朋友们没有想到，在重要的集会表态已不只是私人言论而近于公众之行动。我虽然不反对他们集会的动机，但是既已牵涉上国民外交，应当瞻前顾后，将所有有关因素提出通盘考虑。我的专长在历史，本来应当就所知提供年轻的朋友们参考，但是当中的复杂曲折不可能在群情激昂的集会当头解释得明白。即是今日濡笔临纸，还怕写得不妥当，徒生误解。

　　引起中国人群情激昂的最大原因，由于几十年后还有重要的日本官员否定南京屠杀。日军在南京的集体屠杀，有当日国际人士的报导，有日本军人自己所摄的照片，无法否认，只有被害人人数尚在争议之中。估计高的超过三十万，估计低的只称十万。战后东京国际法庭的估计为二十万。但即算以最少数计，杀人逾十万，不可能无高级将领指使。所以当日日军统帅松井石根被列为甲级战犯，在东京受吊刑。第六师团在城中奸淫放火，有国际难民委员会的指证，其师团长谷寿夫则经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后枪决。其他施虐战犯只能象征式的提出三数人。例如在南京有日本尉级军官二人举行以军刀杀人竞赛，事载东京报纸，战后亦被押在南京枪决。

　　其他盟国情形亦复如此。例如美军之在菲律宾巴登半岛被俘者，被押解在酷暑行军。俘虏偶一离队喝饮附近泉水，即被押解之日军当场射杀，美俘称为“死亡行军”，其他残虐情形亦不堪胜计，战后只由军法审判，将当中高级将领如本间雅晴及山下奉文判死刑。

　　至于所说日人对发起侵略战争始终无悔过之意，所说不尽确实。我曾在1949年，于役中国驻日代表团，据资深同事道及，终战之后不久，可能为1946年，日本民间拟组织谢罪团前往中国，但谒见代表团团长商震时，彼不仅不予协助，反当场怒骂，至此日人不复提及正式道歉。

　　日皇裕仁是否应对战事负责，曾被提出讨论。国际法庭之首席法官魏蒲（Sir William Webb，澳洲人）曾说纵使日皇被迫主战，不能辞其咎。事实上，裕仁于1945年美军登陆后不久访问麦克阿瑟时，曾表示：“我承担我们人民在（这次）战争之中所有政治与军事决策的全部责任，愿受将军所代表之权力的处份。”文载曼彻斯特（Williain Manchester）所作《麦帅传》。日皇秉性和平，人所共知，他不可能曾批准对华全面作战。因为即在卢沟桥事变两方军事冲突之后，“北支”驻屯军尚曾命令所部停止于保定之线。但东条英机时任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时为第五师团长（关东军有三个旅团增援，第五师团来自日本本土）忽视命令将战事扩大。事后二人均列作甲级战犯受刑。在上海方面日本参谋本部即在柳川兵团在杭州湾登陆之后，仍命令军事行动终止于苏州嘉兴之线。攻占南京之命令由松井石根擅发。

　　日皇个人性格更可以从以下事件看出：远在1935年即在日方强迫何应钦签订所谓“何梅协定”（“北支”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由参谋长酒井隆操纵）后，裕仁仍在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呈递国书时对蒋私自破例道出：“此次华北事变，实对不住；对汪蒋二公之苦心深表敬佩，烦为转达”，载在蒋介石日记。战后酒井经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处死刑。发动太平洋战争时须由日皇公告宣战。现存的纪录表示裕仁曾一再置疑。最后御前会议群情已定，日皇仍拟表示意见，侍从近臣知至此辩说无益，授意阻止，但裕仁表示个人感慨仍即席吟短歌一首，所以日皇权位与其个人实为两途。战前美浓部博士作“天皇机关说”。战后旧本公布新宪法称“天皇为日本国民统合之象征”。美国研究日本专家赖世和（EdwinO.Reischauer）即在他书中写出，此不足为奇，因为历来己是如此。只可见得习惯法不见诸文字，由来有素，明眼人已早看出。

　　V J Day（Victoryover Japan Day）后国人只有极少数主张采取严厉态度对付日本，当中牵涉的理由非只一端。至今尚未为人普遍的注意：中国之对日抗战并未在势均力敌之条件下获胜，而系在万劫不复之环境内苦斗功成。战事开始时之三百余师，实际五花八门，无统一之编制装备战法，无统一之人事经理补给系统。即纠集此等部队于战场仍靠统帅向各省强人劝说，因之凡事仓皇凑合无从作合理之部署。作战方始半年，蒋介石所能亲自控制之德式装备三十个师即已损失殆尽。以后即无法补充。抗战后期仍称有兵力三百万，只有步枪约一百万枝，其火力不能与日军同日而语。一至国军被驱入内地，全国产钢量始终只有每年约一万吨（今日中国大陆产钢早已超过每年一亿吨）。即步机枪子弹之原料每月三百吨亦赖美机空运输入。制成之子弹平均每兵每月只分得四发（包括轻重机枪所用），一般各部队缺员自百分之三十至半。不仅缺乏炮兵及交通工具，而且缺乏医药绷带。当汪精卫出走投降之日即蒋之意志亦受损折，载在蒋日记。

　　从日方资料看来，作战期间，日军至少有三次机会可以彻底解决中国，均因国际关系及全球战略剧变而作罢。迟至1943年蒋尚在其日记中提出，彼已可能无法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即直至1944年犹在自身嘱勉，切勿存“一死报国之念”，可见得此念已涌上彼之心头。又迟至1945年原子弹爆炸之前夕，中印公路已打通，美国军援已输入，国人估计战事尚需两年结束。以日军玉石俱焚之战法（详下），中国之东南必被彻底破坏，我人亦难保幸存。所以日本投降消息传来已令人喜出望外，群情实已无心计较惩凶赔款。

　　源在开罗会议时，罗斯福总统即向蒋委员长提及，战后占领日本，中国应取主动地位。但V J Day后国军精锐原拟参加占领者已悉数调往东北。结果参加占领者只象征式地派出宪兵一排。（澳洲犹且派兵一师）。所以进占日本百分之九十由美方负责。当时日本已经过高度之破坏及损害，不仅占领军及军政府所费不贷，数年间民间食物医药燃料尚赖美方维持。况且冷战之端倪一开，美国政策改变为扶日抗苏，当时美国声称中国业经接收日本在华资产已可视作赔款，公平与否，中国本身尚望获得美国接济亦无法置辩。

　　当然的，中国之内战随着抗战接踵而至，是对外缺乏外交实力之一大主因。不仅如此，即对处置战犯也不得不带妥协态度。冈村宁次为终战时“支那”派遣军司令官，他在“北支”派遣军司令官任内，因中共动员全民作广泛的游击战，曾执行“三光”政策，亦即在战场内外全部杀光，所有房屋庐舍全部烧光，所有道路桥梁也全部破坏一光。他的行动是否已违反国际公法，至少应受军事裁判。但是因为他在战事结束之后，谨遵蒋委员长命令，指示各部队向蒋派遣之将领解除武装得免于置议，事后以病被遣送回国，最为中共在当时指摘。

　　然则终战时日军百余万仍占领中国大部所有重要城市铁道港口，当中发生任何事故，都足以为患深远或至不可收拾。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经验，战败国如俄德均有军队叛变产生纠纷。以日本将领在华自由行动如上述东条板垣等事例，冈村所部亦至可肇事。我自己于1945年9月初随第三方面军先遣部队抵上海，又随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将军赴南京，此时京沪铁路全倚尚未受降之日军警卫，而一路秩序井然。黄埔路中央军校旧址为9月9日冈村签署降书场所，所有会场布置工作，一部由日本士兵担任，他们垂首听命毫无参差情节。据通日语之同事道及，他们下级军官对士兵训话仍保持十足威权，毫无恐惧失控情态。凡我所目睹身受日军上至将领下至士兵全部驯顺有礼。我与彼等相处数月曾未闻一句不逊之言，亦未见一个抱怨怀憾的表态。不久之前尚有一位友人在纽约《世界日报》为文称，彼曾在当日见及日军宪兵队尉级军官。因为日本宪兵平日为非作歹，终战后此等军官成日被居民痛打，但彼等受有冈村命令不得回手，以致每日脸部打肿，仍奉行命令如故。所以事在两难之间；不为华北无辜受害之民众伸冤固为心忍，若兹后仍将冈村宁次判罪处刑亦不近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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