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贬孔不成便“删孟”：朱元璋被孟子那些话刺激了？ >> 阅读
贬孔不成便“删孟”：朱元璋被孟子那些话刺激了？
齐宣王向孟子问政。
孟子劝梁惠王行仁政。
孟子哪些言论刺激了朱元璋？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独裁君主，他废除丞相制，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将中央集权变成皇帝一人的专权。他认为君权至高无上，堂而皇之地凌驾于天下百姓之上。而孟子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家，他的观点和朱元璋的观点针锋相对，可谓天生的对立者，所以他俩虽然相隔一千数百年，但他们之间的“观点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孟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学说，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孟子的“民本”思想表现得最为突出。他不顾统治者的颜面,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见解，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君”摆在“民”和“社稷”的后面，如此贬低君的地位，自然是历代统治者都不会认可的，朱元璋当然也不会例外。
而更让朱元璋感到难以容忍的是，孟子认为不存在绝对的天子权威，天下百姓不必效忠于一姓一人。人民有权力“变置”或推翻不称职和残害百姓的君主。他说：“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在与齐宣王的一次对话中，孟子巧妙地把话题引导到如果“四境不治”，君王该怎么处理自己的问题，使齐宣王十分尴尬。
孟子对齐宣王说：“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您的一个臣子把他的妻儿托付给朋友照顾，自己去楚国游历，回来时发现妻儿挨饿受冻，怎么办）？”齐宣王说：“弃之（与他绝交）。”孟子又说：“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狱官不能管好他的属下，怎么办）？”齐宣王说：“已之（罢免他）。”孟子接着问：“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整个国家不能治理好，怎么办）？”齐宣王这才发现上了孟子的当，尴尬地“顾左右而言他”。
齐宣王在与孟子讨论“汤放桀，武王伐纣”时，齐宣王问：“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把不仁不义、残害百姓的商王纣称为“一夫”，称周武王推翻商纣王，并不是犯上作乱的弑君行为，而是为民除害。
史书上提到令朱元璋勃然大怒的一段话出现在《孟子·离娄下》，也是孟子对齐宣王说的，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陌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在这里，孟子从平等的角度看待君臣关系，而且着重强调在君对臣有礼的前提下臣对君才会忠，否则臣对君不仅不忠，而且把君视为“国人”和“寇仇”。这种君臣之间“互动关系”本来是很正常的，但朱元璋认为臣对君应无条件绝对服从，孟子这些话“非臣子所宜言”，故一怒之下将孟子逐出文庙。
孟子游说诸侯遭冷遇，诸侯称他迂远不实际
孟子是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人，汉人赵岐说他是春秋时期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曾带领学生先后游说齐、宋、鲁、滕、梁等国，虽一度做过齐国的客卿，但他的主张与诸侯的想法格格不入，最终不为统治者所用。
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孟子，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孟子用仁政理念去游说忙于攻伐兼并的诸侯，显然不合时宜。司马迁举了一个例子：梁惠王与孟子商量准备攻打赵国，而孟子却故意给梁惠王讲了一个当年太王为躲避夷狄而主动离开邠地南迁到岐山之下的故事。司马迁说，这样游说诸侯好比“持方枘欲内圜凿（拿着一个方榫往圆槽插）”，怎么会插得进去？难怪孟轲“困于齐梁”了。
因游说诸侯不成功，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死后，其地位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不高。在汉代，《论语》是经书，《孟子》是子书，其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其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列《孟子》于子部，与经地位悬殊。
历史上第一个抬高孟子地位的是唐代文豪韩愈。韩愈在《原道》中提出道统说，他认为“道”就是仁义道德等“先王之教”，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认为孟子是道统传承的最后一人。韩愈还说：“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从此拉开了尊孟的序幕。
尊孟与贬孟争了百年，最后由朱熹一锤定音
到了宋代，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北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孟子首次被朝廷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后来，宋儒还进一步把《孟子》从子书升格为经书。然而，就在《孟子》超“子”入“经”的时候，学术界发生了贬孟与尊孟的争论。这个争论在两宋之际延续了一百年，直到朱熹写了《读余隐之尊孟辩》，才尘埃落定。
贬孟派以思想家李觏、学者郑叔友和历史学家司马光等为代表。李觏著《常语》批判孟子，李觏指责孟子以仁义“乱天下”，其仁义之说，与纵横家的阴谋、兵家的诈诡，方式虽然不一样，而“乱天下”的结果是相同的，因此孟子是“五霸之罪人”。李觏还指出孟子所说关于舜与瞽叟、象的传说是无稽的“委巷之谈”；韩愈说所谓圣人之道由“孔子传之孟轲”也不符合事实。郑叔友著《艺圃折中》，称孟子“挟仲尼以欺天下”，根本不是什么“贤人”，而是“忍人”、“辩士”，资性轻薄。孟子开口不离仁义，乃是“卖仁义”。在齐宣王面前索要高价，想做大官，玩的是一套“市井贩妇行鬻鱼盐果菜之态”。司马光著《疑孟》，指出孟子是“为礼貌而仕”，“为饮食而仕”，是“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与郑叔友的议论相似。另外，还有冯休著《删孟子》、晁说之著《诋孟》，皆以诋毁孟子为事。
尊孟派以二程（程颐、程颢）、余隐之、朱熹等为代表。二程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又说：“孟子有大功于世。”“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余隐之写了《尊孟辩》，逐条反驳李觏、郑叔友等人的贬孟言论，为孟子辩护。朱熹则写了《读余隐之尊孟辩》，肯定并补充余隐之的观点，进一步尊崇孟子。朱熹称孟子“出处大概”，高不可及。“六经如千斛之舟，而孟子是运舟之人”，没有孟子这个“运舟之人”，舟就无可航行。朱熹认为李觏“不足以窥孟子之藩篱”，郑叔友的议论是“诡僻颠倒”，“好为太高之论以骇世”。
由于二程和朱熹都是著名的理学家，他们的言论影响极大。朱熹的《读余隐之尊孟辩》终结了这场争论，应该尊孟，必须尊孟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后来，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使之与“五经”并列，而且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此后，孟子的地位越来越高，元朝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在儒门中地位仅次于孔子。
儒家思想是汉以后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主导思想，而孟子在儒家中的地位是如此尊崇，所以即使明太祖朱元璋以皇帝之尊将孟子逐出文庙，也不能改变孟子在全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即使朱元璋令人删去《孟子》大量内容，也不能削弱孟子思想对后人的影响。
分享按钮分享到凤凰微博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 上一篇：纸墨官司：蔡伦是纸的发明人，还是改进者？
- 下一篇：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