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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不安的不是资本贪婪而是权力吞噬一切

作者:熊培云 来源:《重新发现社会》 发布时间:2011年01月15日 点击数: ( 字体: )

 
 
  社会资本主义
 
  早在1988年,著名学者、社会主义学家高放在《从传统社会主义到现代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到“社会资本主义”这个概念。高放将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即16世纪初到18世纪末的封建资本主义(此时资本主义在欧洲封建社会内部孕育成长);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的自由资本主义;19世纪末大体上至20世纪70年代的垄断资本主义;而1980年代以来可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即社会化程度更高、社会主义因素在逐步增长的资本主义。
 
  2001年,高放又在《江汉论坛》上撰文指出社会资本主义阶段的六个主要特征:第一,社会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更高了;第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化的程度更高了,社会资本股份化,股份资本职工化、大众化、分散化、全球化;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发生大变化,中间阶级扩大化,工人阶级出现白领化、多领化、知识化、有产化趋势;第四,国家政府的社会职能大为增强;第五,全球各国之间的竞争与协作大为增强;第六,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增长,有越来越多的工农大众出资自办企业与合作社,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政府实行社会保障与福利政策等等。总体而言,当代资本主义由于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从内部关系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范围都越来越广,层次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又在逐步增长,所以可称为社会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在高放看来,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不是列宁在1916年批判的帝国资本主义,而是社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不是必然腐朽的,而是被社会重新焕发了活力。
 
  为什么帝国资本主义衰亡了,社会资本主义却欣欣向荣?无论中国现在走的是市场社会主义,还是社会资本主义;无论资本主义将来是否还有其他更高形式,不可否认的是,迄今为止社会资本主义能成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和社会与资本的相互渗透与联合分不开的。社会资本主义取代过去的私人资本主义、野蛮资本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不断推动的结果,是资本不断社会化的结果,是现代传播[1.68 -1.18%]科技发展及治理模式变革的结果。也正是这个原因,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从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和分配社会化等方面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一场至关重要的转变:资本的社会化表现在股份的分散化和大众化,员工持股和人力资本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资对立;管理的社会化使企业决策更加民主,员工可以影响企业决策过程;而分配的社会化使资本主义社会分配趋于公平和合理,政府与工会对收入分配的干预程度增强,工资由资方单方面决定改为双方谈判,除了工资收入外,员工还可能持有一定股权。
 
  而这种社会化浪潮,并非突如其来。只是在过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因素被遮蔽与忽略了。有人甚至认为,从17世纪初荷兰出现首个股票市场开始,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资本社会化便已经悄然开始。如今,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许多骨干企业都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社会化改造,社会化的资本市场也日益成熟,庞大的中产阶级和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工薪阶层不断地为各国市场提供新的资金来源。这一部分资金以养老金、基金和个人直接投资等形式进入了股票市场,成为股票市场的重要资金来源。
 
  当然,资本社会化并非只有共享收益的好处,告别过去资本与社会的对立,它同样意味着这个社会开始共担风险,一毁俱毁,一荣俱荣。
 
  三生主义:生命、生活与生态
 
  制度不断升级是文明进步的法则。当全球治理的观念渐入人心,当政府不再靠着寻找内部和外部“敌人”操纵人心,这一升级过程必然是不同文明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成长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是否有共同的参照?纵观世界大势,笔者曾在《南方周末》和《亚洲周刊》撰文指出“三生主义”当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的政治指南。而且,无论现在有着怎样的主义与分歧,一切积极努力最后都会回到这一价值尺度。
 
  所谓“三生主义”,本质上说是一种关乎生命、生活与生态的价值观,一种精神高度。佛教讲“往生”“今生”与“来生”,而“三生主义”则着眼于个体,社会与世界,注重生命、生活与生态。倘使可以在这三方面做到“三生有幸”“三生万物”,就一定会有美好而丰富的世界。
 
  简单说,三生主义的提出旨在梳理三种关系或完成三种对话:
 
  首先是生命。这是个体层面的,是人与自己的对话,关乎人对生命的敬畏及意义的追寻,关乎生命信仰的重建,体现人类对自身命运的观照。生命是一切权利与价值的基础,没有对生命的尊重,就不会有普世的人权;没有对生命的尊重,最强者也会沦为贱民,所谓“文明”也只有钢筋、水泥而决不会有生命的温度。
 
  其次是生活。这是社会层面的,是人与社会的对话。如萧伯纳所说,“人生有两出悲剧:一曰万念俱灰,二曰踌躇满志”,政治与经济亦如是。过去是政治压倒生活,现在是经济压倒生活,至于中国人的GDP崇拜则兼而压倒之。
 
  应该承认,从“国家万岁”转向“国民万岁”,从“领袖万岁”转向“生活万岁”,是经历二十世纪诸多灾难后人类获得的一个大教训。回到生活就是回到世俗幸福的本源,因为只有生活才能让人类重拾朴素意义,从集体自负回到人的内心与本性,从极端革命狂热回到日常改造,让削足适履的政治服务每日维新的生活。
 
  最后是生态。这是人与自然的对话。人是生物,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无论政治人、经济人还是社会人,终归都是生态人,这也决定了生态问题才是人类必须解决的真问题。只有与自然和解,人类才能持久地享有大地的恩泽,播种并收获文明。
 
  简单说,只有尊重生命,才会有平等与文化的多样性;只有尊重生活,一切政治与社会变革才不至于凌空蹈虚,因主义放逐生活;只有尊重生态,人类文明才有可持续发展,不因饮鸩止渴自我消灭。
 
  最重要的是,三生主义是关于生命、生活与生态的哲学,也是关乎灵、肉与世界的哲学。它超拔于传统的经济、社会与政治三大组织之上,跳开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极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极端)及国家主义(政治极端)的方法路径之争,使人类理想回到人的条件与意义本身。即使是我在此提倡的三生主义,也不像过往主义一样强加于人、淘空心灵与头脑,而是服务于人的价值,助益于人类的生活。分享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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