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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辛亥革命百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另一严重问题是贪污腐败。经济发展几十年，贪污腐败也是与时俱进，前腐后继，越反越贪。在此随手列个数据，即令人触目惊心。因贪腐而定罪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三个：陈希同、陈良宇（两人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克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家部委正部级六人；省、市、自治区正省级干部十人；国家部委、央企副部级干部二十三人…… 再往下就是成千上万了（已被揭出的贪腐，只是冰山之一角）。
中国现实的写照是：一面繁荣，一面腐败。这是制度性的腐败。连中共中央也已意识到，贪污腐败已危及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于此相关的是社会出现的种种危机。这也是因司法不公、权力缺乏有效监督所致。据有关统计，中国每年因强权暴力而引起的群体事件已达数以十万计，而且在以快速的趋势增长。
以强制拆迁引至的自焚事件为例，仅去年就发生了近十几起。中国人向来比较珍惜生命，不崇尚过激行为。中国历史上点火自焚的事例极为罕见。如果不是天大的冤屈，他们断不会选择如此激烈、恐怖、痛苦的自杀行为。
还有赵连海一案，作为“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儿童的家长，因为上访申诉要求赔偿，居然被判刑。这已经失去了起码的法律道德底线，简直就是没有天理了。
当然，还有社会道德堕落导致的有毒食品，医疗、教育的腐败和落后，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如此等等，大家都很清楚，在此不再赘述。
另一个不能不提的是，比起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时，民众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不是提高了，进步了，而是大大落后了。
辛亥革命后，因民国政府制定了保护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这个时期思想言论自由、开放，文化迅速发展。仅以报纸、杂志为例，民国初年，全国就有各种报刊五百多种――大部分为民办报刊。同一时期，仅新创办的新闻通讯社就有二十多家。
同时，法律保障民众集会、结社自由。这个时期各种政党、社团大量涌现。除了政治政党，还有各类分别代表不同利益的社团，如一些行、会的组织等。与现在最大的不同是，这些政党、社团大都是独立的组织，不受执政党或政府的掌控或操纵。故这个时期中国的学术活跃，思想开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时代产生了鲁迅，产生了胡适，产生了大批思想文化精英。也培养出许多优秀科技人才，包括杨振宁、李政道等诺贝尔科学奖得主。
如今的情况怎么样，大家都明白，不说也罢。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在这方面，我们足足倒退了一百多年。现在没有一家非官方的新闻社、报纸、电台等媒体。却有严密的新闻、出版审查制度，连互联网的“敏感词”也层层过滤，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文字狱、言论罪仍然存在。多少因写作或报道而触犯利益集团、权贵的作家、记者系狱，或被跨省追捕。刘晓波因发表《零八宪章》而被重判十一年徒刑。刘晓波是以和平的方式表达政治观点，属于相当理性的建言。不管如何强词夺理，这就是言论罪。其实，将刘晓波的观点放在报刊公开讨论，未必就会引起社会动乱。重判刘晓波只是表明当局严重缺乏自信，表明他们没有丝毫的民主、文明意识。
对无时无处不在的社会危机，当局精神高度紧张，使用所有资源“维稳”，以各种手段打压异见人士及维权、上访民众。这包括国家武装力量，以及各种先进的电子侦控仪器设备。“维稳”经费接近或超过国防预算。社会矛盾已接近临界点。
显然，这些都与一百年前辛亥革命先贤所祈望的盛世大同社会相差甚远。
左派们照例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归咎市场经济、西方影响。但是香港、台湾新加坡及西方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都没有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可见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社会本身。
其实，正是由于政治改革的不作为，没有建立起科学民主的健全法制社会，缺乏包括舆论监督在内的有效监督机制，才产生了上述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因此，解决之道，国家长治久安之道，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繁荣梦想之道，就指向政治体制的改革。
许多有识之士，包括体制内的有识之士，如温家宝总理等，都已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表达出希望政体改革的强烈愿望。
然而现实又是如此严酷。利益集团对政治改革无比恐惧，百般阻挠，处处制挚。他们不愿实行政治改革，拒绝普世民主思想，对政治改革的呼声一再打压。一些知识精英也充当卑鄙角色，利用政府掌控的媒体攻击自由民主思想，否定普世价值。当然，实际上他们已经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殊利益。并非是真正在维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与此同时，民间思想也呈现出复杂性。由于政治改革缺位，经济改革带来的种种弊病让弱势群体和一些社会人士对进一步改革产生疑虑，甚至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有些极左派也利用这一点乘机兴风作浪，鼓吹要走回头路。进行政治改革已不再像当年实行经济改革那样，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
那么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是否适合自由民主之路？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好象又回到一百年前，还在探索、求索、摸索。
四
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北美华侨中宣讲民主革命，起初竟无人理睬，或视为诳语。但如今的时代，早已今非昔比。占世界百分之七十四的国家已实行了民主制（尽管不少国家的民主制仍未完善）。
如上所述，中国体制内外都有一种健康的力量，在试图推动政治改革。而在这网络资讯时代，中国民众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社会的形成，已成为一股巨大潮流，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坚力量。
以这一次浙江乐清“维权村长钱云会之死”事件，可以强烈感受到这一点。这样一个偏僻村庄发生的事，居然引起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关注。事件中有几十家媒体自发进驻该村采访、跟踪报道，有三个独立的公民调查团参与调查，还有上万的群众前往声援。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无论最终结局如何，事件过程本身即意义重大。有那么点“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意象。
诚然，改革需要多方面的条件，还需要机会，离不开体制内外的共同努力。这种改革也许会是渐进的，缓慢的。我同意有些学者的看法，这毕竟是一个过渡阶段，站在历史高度，长远来看，自由民主是世界潮流，中国必不可能拒之于外。热爱自由、民主是人的天性。“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语）。
当然也应该看到，民主制度仍存在许多弊病。自由民主本身的发展，科技、文化的发展都已衍生出许多新的社会问题。民主政制远非完美。她也是在不断纠错中完善发展起来的。民主社会也并不意味着解决所有问题。尤其中国这样的现状，文化道德体系的重建将比宪政建设更为艰难。
因此，中国也应该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寻找资源，结合东西方文明的优势，建立一个更臻完美的民主社会。
旅美学者孔灵犀先生认为，“只有通过不断地与西方对话和批判性地自我反思之后，真正传承并实践着华夏古典文化的中国才能迎来道德的回升和社会、思想与文艺的全面复兴，才能成为拥有创造活力的富强国家。”
他又说：“我们如何做出至仁、至信、至诚的努力去抚平国家的创伤并在全球化的体系下重建一个散发着弘扬古典价值和创造活力的社会秩序？相信实现民主就能医治社会顽疾是短视甚至是有些慵懒的思路，因为它仅仅只是复兴的几个最基本条件之一。前几代人的疯狂给我们留下了异常严峻的考验。没有大局观，缺乏跨越时空与文明的视角并时刻把历史作为镜子，只会重蹈复辙。”
这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学人的见解。应不乏真知灼见。这些都是宪政思想家、政治家们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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