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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辛亥革命百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二
强国是所有革命先贤、人民大众――包括现在观点不同各政治派系的共同理想和愿望。一百年来(主要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已发生很大变化。台海两岸经济都已发展。大陆中国的经济总量已排名世界第二,科技水平、军事实力也在世界前列。从这方面来看,中国已经崛起或正在崛起。
中国这次崛起,主要是由两个条件决定的。
一是几十年来中国处于一个相对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由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国几乎是在没有任何外敌威胁的和平环境下进行经济建设。这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是少有过的。这是世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使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对中国有实质性的可能战争威胁仍是微乎其微。除非中国自己主动出击,如针对台湾、钓鱼岛的战争。
二是执政党摒弃了教条、僵化的理念,实行改革开放,全面发展经济。而引入市场经济,这点至为关键。市场经济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的传统经济结构和传统经济观念。以中国的人口基数,世界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规模浩大的经济活动。
中国的经济建设飞速发展还取决于,中国改革开放之时,世界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先进的电子科技时代。各种成熟的科技成果、富余资金都在寻找市场,寻找出路。中国一旦开放,与世界接轨,各种先进技术、科技信息和资金就蜂拥而来,形成洪闸效应,高水位的水自然流向低水位。西方几百年的科技成果,中国在瞬间就能得到,少走了许多弯路。实行开放后的中国以优惠的政策条件招商引资,吸引大量西方的现代化企业进入中国,以合资或其他方式在中国生产,一步到位地提升了工业技术水平。事实证明,这是一条快速发展之路。
再就是,西方各国及中国周边地区几个经济龙头香港、台湾、新加坡都对中国经济发展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帮助。其中香港对中国的投资额达到两万多亿人民币,台湾则达七千多亿人民币(这是多年前的旧数据)。这还不包括那些无偿援助及捐款。当然也包括技术上、管理方面的移植和帮助。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许多西方国家都对中国伸出了援手。这些援助包括无偿捐赠或有偿贷款,以及各种经济技术合作。就是被国人视为仇敌的日本,也无偿援助了六十五亿人民币,低息贷款一百六十多亿人民币以及提供各种帮助如环境保护、技术培训等。有些国家的对华援助至今仍未停止。
所有这些输血式的帮助,是中国历代王朝都没有过的,这是中华民族的天赐良机。实际上,现代社会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都离不开国际间的协作,这种繁荣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共同结晶。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并非没有繁荣过。秦皇统一中国,“六王毕,四海一”,铸兵器为铜人。此时应是世界第一强国。汉代文景之治,开疆扩土,经济繁荣,也是声威赫赫的第一强国。
唐代就不用说了,长安是当时的世界经济文化中心,四海归顺,八方来仪。贞观之治,长安斗米三文钱,“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备粮,取给于道路焉。”这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道德风气,这种走到哪里都可以免费吃饭的物质条件,让任何一个古今中外强国都自愧不如。
宋代国力稍弱,但以经济总量计,仍是当时世界第一强国。只要看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知道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兴旺景象。南宋时虽偏安江南,而苏杭一带的经济文化也相当发达,俨然也是盛世。“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这从当时文人的诗词歌赋中也可以反映出来。而元帝国的铁骑征服了世界,版图包括了大半个欧洲。明代同样也是世界第一强国。郑和下西洋的舰队,绝对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一支舰队。
清代的强盛时期,自不必说。其疆土之大,人口之多,经济之雄厚,都是世界首位。晚清一般认为是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开始。但据西方历史经济学家的考证,中国仍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约占全球经济活动总量的三分之一。
就是在兵荒马乱、社会环境相当不稳定的中华民国初期,当时的经济增长率仍保持在百分九左右。在相对安定的江南一带,GDP增长甚至超出百分之二十以上。以这种势头,如果没有八年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可以想象中国早就崛起了。
当然,无论什么样的条件,还是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用双手创造了这一经济奇迹。以中国的富饶、辽阔,以中国人的勤劳智慧,中国崛起、富强是必然的,正常的。不能崛起,贫穷、走向没落才是反常的、不合情理的(如前三十年)。
纵观几千年,中国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无论谁当皇帝,只要有几十年不打仗,没有特大的自然灾害,不横征暴敛,让民众休生养息,经济就会繁荣,物质就会丰富,国家就会富强。
横向的例证,则是同为华人的香港、台湾、新加坡,他们早就富起来了。
这一次的繁荣,简单地说,也就是给中国民众松开了绑缚,给了他们生产活动的自由。如此而已。
但无论如何,中国的经济繁荣,国家强盛,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事实存在。如果无视这一事实,也是不客观的。
不管怎么说,老百姓能有温饱都是好事。
但若以此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则不符事实。认为这种模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制度”(宋鲁郑等人之语),则近乎荒谬。如果硬要说有“优势”的话,那么不得不承认,这种一党专制下低人权、低工资、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建设、发展速度,确实快于民主国家。
问题是,这样竭泽而渔,能否保证长期持续发展?后果如何?则令人怀疑和担忧。
三
中国崛起了,强大了,但这是否就是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贤所憧憬的盛世大同了?这是问题的焦点。
事实证明,经济发达,并不等于就是盛世;国家强大,并不表明就是社会大同。实现盛世大同,首先要有社会公平与正义,要有良好的社会道德基础,要有比较完美成熟的教育、文化与健康的信仰,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分配要相对公平合理。而现在中国所缺失的,恰恰就是这些。
现实是,中国的社会资源、财富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异悬殊。中国的基尼指数已大大超过危险的警戒线(见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李长久文章,2009年《经济参考报》)。
少数人占有了大多数的社会财富。据最保守的统计,约百分之二十的人占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会财富(见北京大学“收入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的调查文章,2009年《经济参考》),已形成权贵利益集团。中国已是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有些人穷奢极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这也就是说,其余百分之八十的人只占有百分之十几的财富。贫困人士、弱势群体的生活不堪侧目。就是按官方的统计,中国仍有超过一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从国内报刊看到,就是在号称最富的广东,因为贫穷,清远农村有些小学生在气温接近零度仍赤脚或穿着破凉鞋上学。
这样贫富悬殊的社会,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理想的大同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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