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光绪年间遭遇大旱的山西灾民
如今,云南、贵州等西南5省遭遇的空前大旱已持续了半年多,部分地区的旱情百年一遇。虽然云贵降水丰沛,但历史上也不免遭遇旱灾,1764年云南大旱,滇池就曾干涸见底。
中国大地向来多灾多难,尤以旱灾最为揪心。秦汉至清朝两千余年间,共发生了1022次旱灾,平均两年一次。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起连续四年大旱,赤地千里,饥民到处起义,成为明王朝覆亡的导火索。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更是一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从1876年到1879年,直隶(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持续4年遭受大面积干旱,农产绝收,田园荒芜,“饿殍载途,白骨盈野”,因饥荒及疫病致死的人共约1300万。
此次灾害是有清一代最大的一场劫难!因以1877年(丁丑年)和1878年(戊寅年)最为严重,故称其为“丁戊奇荒”。其中河南、山西灾情最深,又称“晋豫大饥”。
“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1875年初,年仅4岁的光绪,刚刚被扶上皇帝宝座,北方很多地区便先后呈现出干旱迹象。当年,京师和直隶地区一直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
一年后,旱情加重,以直隶、山东、河南、山西为主要灾区,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广袤旱区。受干旱影响,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粮食等农作物全面歉收,产量减半,山东收成甚至不及往年的三成。《山东通志》称该年全省“大旱,民饥”。大旱引发的饥荒,致使一些灾民“饥则掠人食”,过境者往往失踪,人们为此甚至“相戒裹足”,不敢远行。
1877年,华北旱情急剧升级,尤其是山西,旱荒空前。山西巡抚曾国荃向清廷奏报时称:“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jìn)奇灾,古所未见”,“询之父老,咸谓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当时在山西,饥民为了活命,树皮草根都已吃光。绝望的民众甚至取小石子磨粉,和成面状吃下,或掘观音白泥充饥,结果,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裂。当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时候,“人吃人”的惨剧便发生了。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在日记中记下了山西受灾的惨状:城门口旁边堆放着被剥光了衣服的一大堆男尸,一个叠着一个,就好像在屠宰场看到的堆放死猪的样子;另外一边同样堆放着一大堆女尸,衣服也全被剥光,这些衣服全被送到当铺换取食物了。这一带路上的树都呈白色,从根部往上10尺到20尺的树皮全被剥光充作食物。
旱灾的阴霾,同时笼罩在河南、陕西等省上空。许多灾民“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携幼,号泣中途,带病忍饥,踉跄载道”。走投无路的饥民甚至铤而走险,聚众抢粮。他们打着“王法难犯,饥饿难当”的旗号,拦路抢劫,粮价因此又陡增十倍以上。直隶地区也有灾民组成“砍刀会”,专门抢粮。
而在甘肃东部、四川北部以及山东地区,旱灾同样严重,以致“炊烟断缕,鸡犬绝声,父弃其子,兄弃其弟,夫弃其妻,号哭于路途。是冬及次年春,或举家悄毙,成人相残食,殣(饿死的人)殍不下数万”。
到1878年,大旱持续已三年,因旱灾带来的各种人间惨剧,更为严重了。河南境内,侥幸活下来的饥民大多奄奄一息,连割人肉的力气都没有了,一些气息犹存的灾民,倒地之后被饿犬、野狼残食。在直隶河间府,一些壮年饥民竟在领受赈济的时候倒死在地上。春夏之交,北方大部又因灾害引发了瘟疫,河南几乎十人九病,陕西“灾后继以疫疠,道殣相望”,山西百姓因疫而死的达十之二三。
据不完全统计,从1876年到1879年,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地区,受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民众人数,多达1.6亿到2亿,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约1300万人,仅山西一省1600万居民中,就死亡50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