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饥荒为何没有导致农民起义？

 

 

灾民们抗拒洋人赈济的情绪同样强烈。史料记载，光绪三年（1877），山东昌乐县灾民“弗受洋赈”；山东乐安县灾民则“俱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河南的灾民态度最为决绝，不但不肯接受赈济，还极力宣传传教士的“心怀叵测”。西方人士曾经在《申报》上刊文如此描述：

 

“河南地方饥民大不解事，于教士所分给之银，不肯领取，意谓西教士意在买服人心，诱人入教，故特给我等银钱，慎勿堕其术中。彼此相戒，竟无一人肯领。且仿铁泪图之式，造作诸般恶状，谓教士诱人入教，如此虐待。亦分贴多张，以冀煽惑人心，该省官宪无可如何。”

 

能够仿照《铁泪图》制作宣传画，并广为宣传，这背后必然有知识分子也就是河南本地乡绅士大夫们的参与。

 

尽管如此，传教士仍然多次尝试派人进入河南赈灾，但结果是，当地民众和政府都不允许他们逗留，更不许他们以任何方式涉足当地赈务，并且声称如果他们不离开河南就会有生命危险。河南境内的反教情绪之强烈远胜他省，开封居民闻知传教士花国香等人到达，遂遍贴告白，有“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之句，更有某书院罢课宣称“要与西人打仗”。最终，传教士们不得不放弃了赈济河南的打算。整个丁戊奇荒期间，河南省居然做到了不让西方人在其域内发放丝毫赈济物资的程度，本土乡绅们的鼎力配合，可谓居功至伟。

 

结语：古怪的“民族主义”掩盖了大饥荒的死气

 

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投入丁戊奇荒的赈灾行动之中，自然也有其推动教会发展的意图。尤其是在山东的赈灾活动给教会的发展带来了非常良好的影响的情况下，传教士们决定将自己的赈灾活动扩展到河南、山西时，推动教会发展，已经成为了预先期望的目标。

 

朝野内外对洋教的排斥不算意外，此前已有太多的教案让清帝国焦头烂额。但事情的悲剧性也恰恰在此：当一种异域文明希望以一种文明的方式（赈灾）被接受的时候，它反而遭到了比野蛮的手段（武力胁迫）下更决绝的抵制。

 

但最大的最悲剧其实还是开篇所提到的那个问题——如此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最后居然没有发生“农民起义”，传教士们可谓“功不可没”。他们和他们的赈济活动的出现，彻底转移了灾区和非灾区乡绅士大夫们的注意力。而失去乡绅参与的农民暴动，则始终只能停留在简单的物质索求层面上，而且彼此孤立，旋起旋灭。

 

换言之：1878年前后的中国，被一种很古怪的“民族主义”所笼罩，甚至掩盖住了大饥荒的死气，最后，竟然起到了为千疮百孔的清帝国“保驾护航”的作用——而类似的这种政治手段，后世被一再模仿袭用，并不陌生。

 

1878 年度言论：李鸿章面对大饥荒深感悲观，忧惧“同归于尽”

 

【曾国荃：山西父子相食，简直是人间地狱】

 

1878年，山西巡抚曾国荃在给朝廷的奏议里说：“今日晋省灾荒，或父子而相食，或骨肉以析骸，所在皆有，莫之能禁，岂非人伦之大变哉？”同年他还致书两广总督刘坤一，说：“古人形容饥民，轻则曰菜色，重则曰鹄面鸠形，均尚未能逼肖。以今日观之，直无异地狱之变相。”

 

这实在是一种讽刺：乡绅谢家福们为了坚持儒家伦理道统而极力排斥西方传教士的赈济；而曾国荃所说的父子相食的“人伦之大变”，岂非正是儒家伦理道统的溃灭？

 

【李提摩太：清廷禁止灾民迁往满洲】

 

李提摩太对清廷在赈灾中的表现很不满，指责道：

 

“如果中国政府不那么自负，声称只有自己是文明的，从野蛮的西方人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数一百万人应当能够得到拯救。确确实实，一位清政府的高官发布过一个公告，禁止人们迁往满洲，虽然那里的谷物便宜很多，而这发生在土地的价格只能卖到实际价格的十分之一的时期；同样真实的是邻省的某些官员禁止向山西出售粮食。这使得饥荒的状况更恶化了。”

 

 【李鸿章：我辈同归于尽，亦命也夫】

 

“丁戊奇荒”波及居民一亿六千万到二亿左右。直接死于饥荒和疫病的人数，至少在一千万人。从重灾区逃亡到外地的灾民达二千万人，依户部人口清册统计，1877年山西人口为一千六百四十三万三千人，到1883年时仅为一千零七十四万四千人，净减五百六十八万九千人。其中太原府灾前人口为一百万人，灾后仅剩五万人。

 

饥荒的规模让整个朝廷都笼罩在悲观的情绪当中，1878年，李鸿章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即如此说道：“朝廷日事祷祈，靡神不举，而片云不起。若清明前后仍不获甘霖，数省生灵，靡有孑遗，我辈同归于尽，亦命也夫！”

 

  《申报》：《山西饥民单》

 

“灵石县三家村92家，（饿死）300人，全家饿死72家；圪老村70家，全家饿死者60多家；郑家庄50家全绝了；孔家庄6家，全家饿死5家。汾西县伏珠村360家，饿死1000多人，全家饿死者100多家。霍州上乐平420家，（饿死）900人，全家饿死80家；成庄230家，（饿死）400人，全家饿死60家；李庄130家，饿死300人，全家饿死28家；南社村120家，饿死180人，全家饿死29家；刘家庄95家，饿死180人，全家饿死20家；桃花渠10家，饿死30人，全家饿死6家。赵城县王西村，饿死600多人，全家饿死120家；师村200家，饿死400多人，全家饿死40家；南里村130家，饿死460人，全家饿死50家；西梁庄18家，饿死17家；洪洞县城内饿死4000人；师村 350家，饿死400多人，全家饿死100多家；北杜村300家，全家饿死290 家，现在20多人；曹家庄200家，饿死400多人，全家饿死60家；冯张庄 230家，现在20来人，别的全家都饿死了；烟壁村除40来人都饿死了，全家饿死110家；梁庄130家，全家饿死100多家；南社村120家，全家饿死100 多家，现在40来人；董保村除了6口人，全都饿死了；漫地村全家饿死60多家；下桥村除了30多人都饿死了，全家饿死82家。临汾县乔村600余家，饿死1400人，全家饿死100多家；高村130家，饿死220人，全家饿死80余家；夜村80家，除30人都死了，全家饿死70多家。襄陵县城内饿死三四万；木梳店300家，饿死五六百入；义店120多家，饿死了6分。绛州城内大约 1800家，饿死2500人，全家饿死60家，小米3300文1斗；城南面3个村子 510家，今有280家，死1000多人，全家死200家；城北面6个村子1350家……（光绪四年正月念日抄）

 

资料来源：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人民大学出版社；《晚清史论丛·晚清国家与社会》，社科文献出版社；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等。分享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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