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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大饥荒为何没有导致农民起义？
真正需要后世深刻反思的，是另一个吊诡的问题：这样一场波及上亿人、几乎覆盖整个北中国的大饥荒，它引发了无数的暴力事件、群体事件，但最终，竟没有从这众多的暴力群体事件中衍生发展出一两场所谓的“农民起义”（所谓“起义”，区别于一般性的无政治诉求暴动）。
如果我们把“起义”简化定义为“有政治诉求的暴动”的话，那么，不妨将这个吊诡的问题换一种思考角度：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里，中国的乡绅士大夫们在哪里？他们和谁站在一起？
——作为传统农业中国底层社会的直接整合者，乡绅士大夫们的参与，是农民暴动升级为“起义”的最关键的因素——他们的学识为政治诉求的提出提供了可能；他们的社会关系则会成为势力整合的核心纽带。
士绅：拯救沦陷于洋教的儿童远重于赈济灾民
1877年阴历2月下旬，苏州绅士谢家福刚刚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押送一批饥民从南方返回他们的原籍。在归途中，谢家福听到了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山东赈灾的消息。一种似乎“与生俱来”的敏感性立刻让谢家福紧张了起来，他后来在日记中补记道：
“（得知洋人赈灾的消息）深惧敌国沽恩，异端借肆，不能无动于衷。顾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怀，言难自己。”
【担心洋人借赈灾收买人心】
在这样一种“耿耿于怀”的情绪支配下，谢家福当即给自己熟识的一批江南士绅们集体写信，强调必须对洋人在中国的赈灾行为采取措施。谢认为：
“西人在山东赈灾，打的是救灾恤邻的幌子，暗地里干的是收拾人心的阴谋。若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导致民心流失，异教横行，终为中国之大患。”
谢氏进而建议，应该在赈灾问题上与洋人展开竞争战斗，“跟踪济赈”，追踪洋人救灾的路线，以赈灾对抗赈灾，非如此不足以防止洋人骗走国人的民心。谢认为，这件事情是所有有良知的爱国士大夫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并为此慷慨赋诗一首：
大兵之后又凶年，国计民生孰见怜？安得赈钱三十万，管教压倒慕惟连！
慕惟连和李提摩太一样，是西方传教士在山东赈灾的代表人物。
【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
在谢家福看来，抵抗洋人借赈灾收买人心的首要之务，是与传教士在收养饥荒受灾儿童方面展开竞争。他在1877年5月4日给好友李金镛的一封信中提写道：“东省灾后，子女流离者不可计数，为他族收养者，闻有数百名之多。窃恐人心外属，异说横行，为邹鲁之大患……”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谢氏主张“急则治标”，这个“标”就是儿童，理由是儿童智识未开，情窦未通，更容易被异族蛊惑。谢氏激动地写道：眼看着这些儿童被洋人驱入“陷阱”之中，再也不能重新做人，但凡有血气者，“能无锥心肝、竖毛发，亟图补救哉！”
倡议在士大夫圈子里获得了普遍的认同。譬如苏州士绅袁遂给谢氏回信，说道：“西人想要领养饥荒孤儿，那是万万不可。……我们若能多收养一名，则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
再譬如另一名叫做尤春畦的绅士，在聚会上发言道：“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却甚好”。
有了这些士大夫们的支持，谢家福的赈灾行动随即启动。但谢家福本人并不认为自己发起的这一活动是赈灾活动。在给友人的信中，他郑重声明：“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赈济则以仁存心，当念亲亲仁民之意，敌夷则惟知大义，虽捐麋踵顶，有所不辞”——意思即：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抵抗夷人，而不是为了赈灾；赈灾讲究的是仁心；抵抗夷人讲究的则是大义，为此我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这种表态赢得了许多士大夫的高度赞赏。譬如上海的绅士王赓保就来信赞扬谢氏将众多孤儿从黑暗的“禽兽之域”中拯救出来的行为是一种伟大的壮举，由此可见世事尚有可为。并表示愿意与其一起并肩战斗，继续推进这一事业。
工作开展每遇到困难，谢氏也往往以此来鼓励自己：“生平灭夷之志，刻不能忘，……（如今得此机会）而交臂失之，则身存实死，天下不必有此人，谢家不必有此子也”。
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敌夷”而非“赈灾”的理念，谢氏在山东地区的活动经费明显侧重于收容饥荒儿童。有人曾建议其将自江南募集到的资金用来开设粥厂，以解青州灾民的燃眉之急，结果被其拒绝。谢氏虽然也认为青州原有的粥厂已停，灾民情势甚危，但在他眼里，儿童与大人不同：儿童无知，不懂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春秋夷夏大义，所以无法要求他们像成年人一样为持节而慷慨赴死，故而，有限的资金应该优先用来救济儿童。谢在日记中说：因为如此考量，所以对自己的决定“理得心安”，并无愧疚。
【乡绅们的成功：许多灾民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
类似的理念，谢氏在许多不同的场合都曾反复阐释过。1877年6月22日夜间，谢氏前去访问几位上海绅士，力陈教堂收容中国儿童的危害，恰好座中有一位替教堂筹集赈灾经费的人士，替教堂说了一句话，认为不该把耶稣教和天主教混为一谈，一棍子打死。随即招来了谢氏激烈的驳斥：
“某之所办者，与教门的良莠无关，所关注的是中外之界限。山东灾民受洋人赈恤，三月有余，几乎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国矣。诸君好善乐输，若能下固百姓已去之人心，上培国家富强之元气，则是大大的忠臣和义士。若还反过来替教堂筹集经费，岂非汉奸？那些接受了教堂赈济之人，必然皈依洋教，终不再是中国之民。最可怜的是，那些童子尚未开蒙，如何知道这些，眼看着他们沦陷于教堂之中，于心何忍？朱子说过，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所以我的看法是：拯救沦陷在教堂里的儿童，远比赈济灾民更重要。”
谢家福对洋人的赈灾活动的抗拒，代表了当日中国士大夫们的主流意见。这一点从谢氏所获得的广泛支持中即可窥见。这种抗拒态度，同样流行于清廷高层。1878年4月间，河南学政瞿鸿机听到洋人赈灾的消息，就立即上奏，指责洋人“其居心则险不可测”，目的是趁我“民多愁困”，借机“收拾人心”，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清廷接到奏折后，随即指示山西、河南两省巡抚（此两省因在内陆，洋人尚未来得及进入赈灾，但灾情已很严重），要他们但凡碰上外国人进入灾区，必须“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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