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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改革开放：天子脚下的特区
【编者按】天津（Tientsin），这个名字最早出现于永乐初年（公元1403年），为燕王朱棣所起，意为天子渡河的地方。晚清时，天津作为直隶总督的驻地，也成为李鸿章和袁世凯兴办洋务和发展北洋势力的主要基地。本报专栏作家雪珥将为您展开一幅“直隶改革史”的画卷。
【作者按】600年前天津建城时，有一个预言者令人费解地在四个城门各放了一个汉字：“抬、卫、归、海”。后来，天津城墙拆除，城砖被运往威海卫，人们便以为预言应验于此。其实， “抬卫归海”，或许是个屏障尽失、堡垒沦陷的悲剧，或许是个藩篱尽除、羁绊解脱的喜剧。
而在帝国改革的宏大叙事中，关注每一块城砖的细节，或许才能在历史的激流中，测量出帝国改革究竟水有多深、流有多急……
1891年，美国前驻华公使杨约翰（John Russell Young，上图），在著名的《北美评论杂志》（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长达12页的文章《中国的新生》（New Life in China），畅谈中国的崛起。
在这篇文章中，他盛赞了中国“实际上的总理”——直隶总督李鸿章，并引用了前总统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的评价，认为李鸿章是与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德国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英国首相）及甘必大（Leon Gambetta，法国总理）并称的当世四大伟人。
改革中心
“从汉口到天津，仿佛就是从中世纪穿越到了当代……”
杨约翰认为，李鸿章及其直隶总督衙门所在的天津，一直是帝国改革和进步的中心，“新思想从这里萌发，并且渗透到全国。”他说，天津这座城市所洋溢着的变革氛围，与广州、福州、武昌或任何别的地方完全不同，“从汉口到天津，仿佛就是从中世纪穿越到了当代。”这种说法，甚至到了民国时还有共鸣：“数十年来，国家维新之大计，擘划经营，尤多发韧于是邦（天津），然后渐及于各省，是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金钺《天津政俗沿革记》）
1908年，一本英文小册子《天津及周边地区指南》（Guide to Tientsin and Neighbourhood，下图）出版。与之前同类图书不同的是，此书首次用很大篇幅强调了天津在中国特殊的重要性。书中说，美国著名汉学家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四年前曾预测，在中国各城市中，天津的重要性仅次于上海，它必将成为“制造业、铁路、教育及商贸的伟大中心。”四年之后，这些全部实现了。此书还引用另一美国名人、汇文大学（Peking University）创办人贝施福（James Whitford Bashford）的评价，认为天津的进步远远超过中国的其他任何城市。
这本有趣的书甚至单设一章，探讨天津的城市性格。天津人比较饶舌， “十个京油子斗不过一个卫嘴子”（Ten oily-mouthed Pekingese cannot get ahead of one tonguy Tientsinese）。书中还引述明恩溥的话，天津人脾气暴躁、爱吵架、仇外，甚至连周边地区的一些茶馆挂上牌子：天津人免入。但当时，天津在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领导下，其改革和进步却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这本为天津极力抬轿子的英文小册子，还引用了一些经贸数据，来说明天津在大清国的改革开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从1867年到1906年，外贸进口额增长5倍；外贸出口额增长18倍；关税收入增长8倍……
这种来自西洋人的赞赏，也得到了东洋人的附和。在“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写的《天津志》中，盛赞天津“繁华已超北京，宛如欧美，天津的繁华是迅速的，它今后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不容置疑的。”
半个首都
晚清五十年，“中枢”一词，绝非仅指北京，而多少必须包含天津在内……
老外们对天津的赞赏和关注，其来有自。遍览1860年之后的西方媒体，Tientsin（天津）一词出现的频率，与China（中国）、Peking（北京）、Shanghai（上海）相比，亦不遑多让。
这一切，首先因为天津不只是一个口岸，而是半个首都。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确定为通商口岸，先后建立了9个国家的租界，租界数量之多，在大清国16个同类城市中名列前茅，九国租界总面积已超天津旧城八倍之多。显然，如此跑马圈地，绝非只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有着一个更为重要的政治和战略考量：贴近大清中央。
大清国的“外交”，原来还真是在“外”办理的——最早是广州，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广州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衙门，由两广总督兼任，依然将“外交”解决在北京之外。
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交就无法再在“外”处理了。英、法、美、俄四国获准在天子脚下建立使馆，中央为此专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商口岸也急剧增加，长江以南由五口增为十三口，长江以北也新开牛庄、天津、登州三口，畿辅重地也对外开放，外交工作进入了全新阶段。天津的地位，便更为显得重要和复杂起来。
总理衙门之下，除了管辖在南方的“五口通商大臣”外，另设了“三口通商大臣”，管理北方的三个口岸，驻地就在天津。此时，南北两个通商大臣都是专职，分别由薛焕和崇厚担任。随即，南方的通商大臣衙门先迁上海、再迁南京，改由两江总督兼任，称为“南洋通商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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