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专制升级的一次强劲冲动

 

 

 

　　我曾说过：“‘太平天国’是中国社会在近现代面临内外压力下的第一次规模以上的挣扎。目前中国还仍然没有摆脱这种挣扎的压力。”考虑到中国近现代的实质“是中国‘君权至上’的核心价值观在新的外部条件下并借助于外来躯壳的继续展开与升级”，我们可以将“太平天国”视为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初次尝试。

 

　　目前，视太平天国为一个比清王朝更残暴的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叛乱组织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但不能仅止于此。实际上，‘太平天国’还是一个比包括清王朝在内的历代王朝更专制的政权。其之所以更残暴，也正在于其更专制。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太平天国”是近现代中国在郡县制基础上逐渐演化为一个更高级的专制社会的胚胎，其后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涌现的诸多要素已或明或显地蕴含在“太平天国”之中。

 

　　我以为，“太平天国”至少在四个方面开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先河。一是反对儒家学说与摧毁宗法家族制度；二是灭绝自古以来由读书人把持的“道统”，集政治权力与思想权威与一体；三是以外来思想资源改造与包装本土思想资源，用以作为中国社会新旧交替与转型时号召民众的政治纲领；四是建立了统一配给的“圣库”经济制度。

 

一、太平天国反对儒家的“孝”与摧毁宗法家族制度

 

　　与中国以往历次的底层民众暴动不同，肇始于1851年太平天国不仅谋求推翻现政权和建立一个新政权，进而还谋求建立新的制度和秩序。因此它就需要反对维系旧秩序的儒家思想。太平天国所到之外，按曾国藩所说是“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象不灭；”太平军不仅砸孔庙和孔子牌位，还毁烧儒家书籍。如果说，太平天国在萌生和壮大时期还需借用儒家学说，反孔的态度尚不显明与严厉。等到占领南京后，洪秀全就转而颁布条令禁绝与焚烧儒家书籍，视儒家经籍为“妖书”。

 

　　这一点与以往借宗教聚众暴动颠覆现政权的“起义”不同。以往多是“始借中弃”。一旦反对力量成长到一定规模想要吸收更多的力量时，就不得不放弃宗教的招牌而更换儒家所谓的“顺天应人”的王道招牌，如朱元璋放弃明教。

 

　　太平天国还宣扬“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其真实意图并非是“人人平等”，而是要将个人完全纳入到专制权力的管辖之下。相应地，它就要摧毁宗法家族制度，割断个人与家庭或家族之间的联系。这与其反孔反儒家是一致的。儒家是以“孝”以亲缘关系为基础来构建社会秩序。儒家的“忠”是以“孝”为基础的。但太平天国，要摧毁宗法家族制度，要将社会秩序完全建立在暴力支撑和暴力维系的基础之上，并用虚幻的教义来美化之。在太平天国管制之下，夫妻都不得同住，将家庭关系剥夺殆尽。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三次反孔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运动，自“太平天国”始，都有相同的内在根源。三者都致力于消解儒家“孝”的价值，摧毁宗法家族制度，削弱个人与家庭之间的联系，而强化个人与政权之间的联系，以驱使和吸附国民完全投身于政权体系之内。

 

二、太平天国摧毁传统社会的“道统”，集政治权力与思想权威于一体

 

　　传统社会中，有“道统”与“政统”之别，思想权威与政治权力是相分离的。“道统”的内容是儒家思想，核心是“忠孝仁义”。其解释权掌握在士人或者说读书人手中，代代相传。其对民众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传统社会中，读书人主要通过日常生活对民众产生影响：通过祭祀、婚嫁、葬礼、人际交往、戏曲和口头文学的传述等广大民众易于接受的形式，将儒家思想传导给民众。因其长期性和具体性，儒家思想的神理已深深贯穿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所以，民众会对读书人的主张产生强烈的呼应。另一方面，皇权专制为了巩固其统治，也通过科举等其它选拔手段，赋予读书人功名这一特殊身份，使之区别于民众和树立在民众中的权威。三者，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与民众保持着密切接触与联系。传统社会城乡生活的一体化，读书人也广泛地生活于乡村，生活于广大农民中间，因而与广大民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道统”的存在使得读书人掌握有思想话语权和对民众有较强的影响力，因而对皇权专制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这表现在朝中之士对“王政”的规劝和谏言，和在野之士对“王政”或对官僚的“清议”。相应的，民众也具有识别明君昏君的判断能力。但遗憾的是，传统社会的“道统”没有独立于专制皇权和宗法家族权力之外的载体，比如说像西方社会的教会组织那样的载体。所幸它有两个栖身之地，或寄居于专制皇权或寄居于宗法家族之中，或进或退，或伸张或潜伏，有回旋的余地。所以，能对专制皇权有微弱的制约作用。当然，因之没有独立的载体，其对专制皇权的依附性就很大，制约作用非常微弱。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道统”不可能制约“政统”走向暴虐和覆灭。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朝政腐败透顶致使民生凋敝，民众奋起造反之时，一些读书人便会放弃对当朝的维持，转而加入民众的反抗并予以引导，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政统”。

 

　　但“太平天国”连只具有微弱约束力的“道统”也不想要了。它要自己掌握话语权，要摧毁“道统”，或者说是要将“道统”完全纳入政统之中，实现政治权力与思想权威的同一化。这表现在洪秀全既是最高权力者，同时还是最高的思想权威。在“太平天国”中，天王洪秀全具有建立和阐释教义的最高权力。虽然，出于太平天国划创时期的偶然性，他的教权受到东王杨秀清的一些制衡。这其实就是后来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前身。曾国藩之所以强烈反对“太平天国”，在于他敏感地意识到，在“太平天国”的政治框架内，是没有读书人的位置的。或者说在太平天国的政治框架内，读书人的地位要比清朝及历代王朝低得多。所以，为了捍卫读书人的地位，他要强烈地反对和镇压“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反对儒家学说与消灭道统是同时进行的。对于“太平天国”而言，就是同一回事。之所以将两者分而论之，在于虽然消灭道统必然需要反孔，但反儒并不需要必然消灭道统。逻辑上存在着反对儒家思想，而代之以其它思想充实“道统”和建立独立的“道统”载体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