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里的两张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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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不如亲见，亲见胜过闻名。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只要孔融当堂一坐，别人就只能要么乖乖地充当听众，要么傻傻地像听堂会那样在一边叫好，鲜有敢与他正面舌战的。十六岁的孔融已是这样，三十八岁就更是所向披靡了：一根舌头匹似毒蛇长长的引信，在众人面前嘶嘶作响，不断挑衅；奇谈怪论则像联合牌收割机，掠过听众汗水涔涔的额头，毫不留情地把别人那点社交智慧辗个粉碎。

孔融当时就觅得了一个雅号：“议主”。可惜中国既没有古罗马的元老院，也没有西方现代的议会制度，所以孔融虽深具国会议员——也许还是众议院议长——的才能，却仍不得不到下面弄个官做做。皇帝原开设在洛阳的太学，已在两次“党锢之祸”中遭到重创，后来连首都洛阳都已残破到无法居住的程度，值此乱世，孔融不可能觅得一个安静的所在，可以让大家整天只管喝酒聊天，欣赏他的“议主”风采。北面战火频仍，到南边去吧，到南边过一把父母官的瘾。

我无法想象孔融作为地方官会是一副怎样的尊容，他不仅昏庸，而且注定会把昏庸体现得与众不同，仿佛昏庸还是一种艺术。严格地讲，孔融是一位不可救药的个人主义者，他做秀的热情充沛昂扬，至于如何关心百姓疾苦，如何成为识时务之俊杰，便不加萦怀了。在生灵涂炭，百废待兴之时，孔融为官一任，甫一就职不寻思着如何恢复农业，安抚百姓，治理战争创伤，整天尽忙着修复城墙，开设学校，举荐些与他具有相似风格的儒士，仿佛天下已长治久安，从此不再有兵戈扰攘，当务之急，乃是尽快开辟出一片承平气象来。

他天性乐观，脑子里尽盘算些使自己显得不同凡响的离奇念头，而所有这些念头都以“不切实际”为主要特点。他对本地活着但活得非常艰难的百姓毫不系念，却满脑子想着所谓“示惨怛之爱，追文王之仁”，对客死本地的外乡游士，准备了上好棺木，将他们一一入殓。葬礼上的孔融是否像基督教牧师那样发表演说，我们不得而知，反正，能够使孔融产生热情的事情必须同时具有两个特点：它必须既风雅又怪诞。同郡有个孝子名叫甄子然，在孔融到任之前即已不幸早夭，为寄托自己飞来石般的奇特哀思，孔融竟仍不断地为他“配食悬社”，仿佛他还健在。

想到孔融的死因之一乃是忤逆不孝，他对甄子然的态度，只能从思维方式的一贯矛盾上去索解。依古代的道德观念和法制思想（两者往往合为一体），孔融确实有取死之由，罪名未见得都属罗织而来。

孔融的思维是奇特的，除了些具有古代“嬉皮士”风格的酸丁，他从不知世上还有何人值得提拔奖掖，或者，要想得到孔融的抬举，还需先满足一个没人愿意满足的前提：即像那位孝子一样，以自己郁郁弃世为代价。他对当世知名的经学大师郑玄敬意无几，偶尔还要奚落几句，对死在司徒王允手下的东汉大学者蔡邕却愁情满怀到这般地步，以至仅仅因为某人模样有点像蔡邕，喝酒时就要把他拉到身边，为上天替蔡邕留下一个活面具大发感慨。孔融对郑玄这类以严谨见长的学者，是否心存忌惮呢？不知道，至少你从孔融的表情上看不出这一点。

即使在敌人大兵压境，“流矢雨集”之时，他仍能以一种鬼见愁的风度，“凭几安坐，读书议论自若”。对，他感兴趣的就是这么个姿态，他想证明的就是自己与世上“方伯”一族的本质不同。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造型，他甚至还会主动请缨，与武将们争功，“大饮醇酒，躬自上马”，俨然一副关云长温酒斩华雄的气概。可惜，凤落平阳不如鸡，马上的孔融醉意朦胧，又不会什么醉拳醉剑，结果只能仓促间将武夫的进取造型临时改为诗人“仰天大笑出长安”式的昂然而退。

好在谁都知道孔融是圣人后代，谁也没有真对他肩膀上的东西感兴趣，所以他总能不失体面地全身而退，扔下自己的百姓，从一个州郡窜到另一个州郡，反正照样会有人请他继续从事昏官生涯。像济公一样，孔融的腰间大概也总悬着一壶酒，以便在路上一颠一颠时也能摆弄出点风度来。济颠和尚悬壶旨在济世，孔融呢？

当然也没法把孔融说成害群之马，这个不愿对社会负责任的圣人后代，事实上也只具备有限的危害社会能力。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动荡和破坏，那是军阀豪强们的勾当，如先后劫掠长安的董卓和李傕、郭汜，如整天做着皇帝梦的袁术。孔融虽唾沫不断，实在却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当然话说回来，作为因果报应，最终死于曹操之手的孔融，其本人对他人生命原也较少体恤，滥杀忠良之事，孔融也曾染指。

有一次为了体现自己与众不同的义理观，他决定拿一个自己举荐过的人开刀。万事俱备，磨刀霍霍，只待问斩之时，一个名叫邴原的先生前来质问他了。孔融本就理屈，这一次便难得地落了个下风，被邴原驳得哑口无言。你道孔融如何譬解？他竟厚着脸皮对邴原说：“我不过想开个玩笑，先生怎么当起真来。”邴原毫不含糊，当即追问道：“岂有拿别人生命开玩笑的道理？”这就是孔融，既才华横溢，又思维错乱，既口若悬河，又耍泼无赖。

曹操偶尔也会派点活计让孔融干干，如为了安抚袁绍，使他暂时不致与自己为敌，他曾派孔融持天子节钺，并虎贲卫士百人，将大将军的印玺，隆重地给袁绍送上。这等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交给孔融去做，曹操实在是找对了人。可怜而又奇怪的孔融，离开袁府后他曾在荀彧面前对袁绍及其手下大加夸奖，仿佛这一趟旅行颇和袁绍套上了交情。谁知他仍然把袁绍得罪了，就在孔融回到许昌不久，一封袁绍致曹操的亲笔信交到了曹操的案头，袁绍不假掩饰地要求曹操把孔融杀了。孔融是怎么把袁绍给得罪的，我怕他自己都懵里懵懂。

给孔融多大地盘他都无法自力更生，虽然他嘴硬，命中注定却只能在别人的统治下生存。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迁都许昌之后，孔融就一路朝都城方向走来。对被自己糟蹋掉的那一片片土地全无愧色，在许昌，在曹操眼皮底下，孔融立刻过起了“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的生活，从而使自己的生活重新回到“臭嘴”的立场上来。借助曹操的强权，荀彧的调度，在那样一个乱世中，许昌当时还能享受某种台风中心的平静。这份平静竟仿佛是特特为孔融准备的，以便让他腾出精力，咳唾江山，辱骂世人。

一些极为忤逆不道的言论，开始从孔融的少府里传出来了。其中有些言论，即使在社会舆论相对宽泛无序的今天，都难以入人之耳。“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这话其实也不新鲜，此前王充在《论衡·物势》篇中已有所阐发，但不及孔融锐利：“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从语气上我们也不难发现，王充只不过想说明一个自然之理，孔融则非得借助激烈的反问句式，以起到颠倒人伦的作用。

对于奉行以孝治天下的中国，孔融下面一个见解更让古人瞠目结舌。他鼓励人们，在饥馑的年代，为了使素不相识的人可以活下来，不妨让父亲去死。方法是：将仅剩的一碗活命饭送给路人，而不是同样奄奄一息的老父。

似乎嫌自己一个人厥词大放不过瘾，孔融郑重其事地向当权者曹操，也向社会推举了一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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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泽雄来源：价值中国网发布时间：2009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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