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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革命历史上的真假叛徒
传统文化仇视叛徒
中国革命涌现了许多慷慨悲歌的先烈，也曾出现过许多经不起考验的叛徒。前者，仅就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的统计，在国民党的“清党”运动中，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即达31万之多，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夏明翰、郭亮等这些人们熟知的中共杰出人物，就是相继牺牲在白色恐怖之下的。此后，在1938年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总书记张闻天曾宣读了一个开幕词，他在回顾了中共自五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后，动情地说宣读了一份多达90位牺牲者的名单，并带领与会者全体起立默哀。
其中，许多先烈的牺牲是因为叛徒出卖而导致的，如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恽代英、杨匏安等，有的甚至是直接死在了叛徒的手下，如项英、周子昆。因此，人们格外地痛恨叛徒。
为了吸取历史教训，叛徒也应该有一份类似“中共高级叛徒名录”的历史档案，如张国焘、向忠发、顾顺章、白鑫、卢福坦、王云程、李竹声、盛忠亮、龚楚、孔何宠、何畏、涂振农、邢仁甫、曾洪易、余洒度、旷朱权、郭炳生、赵凌波、郭潜、徐梦秋、袁晓轩，等等。但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一向倡导“气节”，于是叛徒历来受到人们的鄙视和不屑，在大量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只剩猥琐和丑恶，以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本翔实的《叛徒史》。
同样，革命领袖毛泽东也深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仇视叛徒。
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强调党的建设，其中他还特别强调革命气节的教育。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展或将要开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就需要学习季米特洛夫讲的四条”，即 “1. 要无条件地献身于工人阶级的事业，忠实于党，并且在敌人面前——在战斗中、在监狱中、在法庭中——受过考验的；2. 要极密切地接近群众；3. 要能独立地自觅方向，不怕担负决策的责任；4. 不但在对一切违背布尔什维克路线的现象作不调和的对抗时，而且在对阶级敌人作斗争时，都要守纪律，受布尔什维克的锻炼”。在延安整风时，这四条在党内得到了广泛的普及教育。毛泽东还曾说：“你是不是无限忠心，要用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季米特洛夫讲得好，这要在战斗中，在监狱中，在法庭上经受考验的。”他还说：革命者要讲革命道德，其中，不能光听其言，也不能在某一时间观其行，要“永久奋斗”， “三十年前的汪精卫，二十年前的康白情、罗家伦、张国焘，他们都很英勇，但是都有一个缺点，就是奋斗比较差，没有‘永久奋斗’的精神”。（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的讲话）汪精卫曾经是反清的英雄，几乎成为“烈士”，后来却是让人齿冷的第一大汉奸；康白情、罗家伦、张国焘，则是北京五四学生运动的佼佼者，后来先后脱离革命，张国焘更成为中国革命的大叛徒。毛泽东特别鄙视“有一些人，他们嘴上道德、气节乱喊一阵，但在政治上是不坚定的，中途会变节的，这是无道无德”。
了解了这些，对延安整风时期发生的“审干”、“反特”扩大化风波就不会惊诧了。当时大量爱国青年涌入延安以及国民党“反共限共”政策的制定，都让当时中共组织部门和有关部门不能掉以轻心，毛泽东也在一篇《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文章中说：“毫无疑义应该充分注意拒绝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党派遣进来的分子，拒绝不忠实的分子。对于这类分子的拒绝，应取严肃的态度。”其中，“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论政策》）这是当时对叛徒的一个政策。
李秀成、瞿秋白为何被点名？
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看似没什么直接关联，但其微妙之处却足以让人深思。到了“文革”前夕，革命时代已经过去，建国已十几年，谁能想到“叛徒”风波这时再次掀起惊天大浪？
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一篇由中南海工作人员戚本禹（“中办”信访科科长，后为《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写的《评李秀成自述》，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把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叛徒”，随即在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如历史学家罗尔纲就不同意他的观点。戚本禹与罗尔纲展开了论战，当时戚本禹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就在此时，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送达毛泽东，毛泽东阅后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写了16个大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据说当时江青还代表毛泽东约见了戚本禹，并对戚本禹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主席看了，表扬了你，说你给党立了一功。因为你的文章里提到了叛徒问题，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主席表扬了你。你要继续写下去，写完以后，你可以请教康老在钓鱼台‘九评’的班子，他们会给你出主意。”果然，经过康生的“调教”，1964年，戚本禹又发表了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其中明确地提出了“叛徒”问题。到了翌年6、7月间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又说：瞿秋白也是“晚节不终”。
李秀成、瞿秋白，这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历史人物，此时提出来重新加以评价是什么意思呢？过了几年，即在“文革”掀起的翌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一个批示，重新提出了所谓“叛徒”问题。6月，康生又在一次谈话中，表扬“红卫兵”在运动中“挖出了许多叛徒和变节分子，作了许多贡献”。在他的煽动下，以“揪叛徒”闻名全国的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总部”下发了《对各“抓叛徒”战斗队的命令》，中共中央也作出了《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中发〔67〕200号）。《通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揭露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包庇的叛徒集团，挖出了一批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分子，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对于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通知》同时也作出了一些规定，要求“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根据不充分的，未经核实的材料，自行宣布某人为叛徒。不要轻易公布材料”，“应当把重点放在清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叛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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