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并未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何方曾担任张闻天的助手、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是研究我国内政外交与党史领域的著名学者。《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世界知识出版社）是他的第一本大陆版师友回忆录，呈现张闻天、胡耀邦、李一氓、李慎之、陈乐民等师友的精神追求与人格风范。书中首次披露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当选党中央总书记，此后几年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党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变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长期以来，他在这个时期所起的作用却遭到埋没和抹杀，至今还没有完全改正过来。

 

　　遵义会议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

 

　　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来通常说成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这是延安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此成为历史定论。一切党史著作和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都严格遵守了这一口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又加以强调和重申。长期以来，使这个问题不只是在学术界，就是在群众中也已成为一种常识。但只要详加考察，就会看出原来这一论断并不确切，只是一种个人崇拜影响下并不合乎事实的说法。

 

　　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中一个关键性人物张闻天，过去长期受到压制和埋没，二十年来也得到一定研究，并获得显著成就。特别是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的出版，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材料，对弄清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很有帮助。

 

　　至今的许多党史和传记著作，几乎都是在叙述了毛泽东当选政治局常委和分工做了周恩来的助手后，紧接着笔锋一转，就得出结论说，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却并不提成为领导的表现和做出这一结论的根据。把一个常委、军事指挥上的助手说成全党全军的领导，实在有点牵强。即使一些有所突破的研究成果和比较客观的著作，在这个问题上也往往自相矛盾。新出版的《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在一共四页书里就有这样一些前后矛盾的断语：先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紧接着谈到项英会后的来电时又说，“这真是到了十万火急、刻不容缓的地步，而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更换问题却还没有解决。”等到博古交出了文件挑子，于是得出结论：“从此，张闻天开始了作为在党内‘负总的责任’的党中央核心领导人的重要活动时期。”还补充说，“张闻天当时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已经达到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要求。”至于随后说的，“在危难的时候，张闻天总是乐观地对人们说：我们的党经过艰苦曲折的过程，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领导人，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我们不但能战胜长征路上的危难，而且能够克服今后革命路上的种种困难”，这些话恐怕只能是作者的想象或延安整风后才有的提法，当时大约是不可能发生的。

 

　　关于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还应该进一步展开讨论，解决各种疑难，恢复历史真相。如果只能以中央决议和当事人的反省或回忆为准，那1959年庐山会议的案子永远也翻不成，更不用说“文化大革命”了，党提出的思想路线也成了一纸空文，实事求是只不过是并不兑现的口头禅。

 

实际上，根据现有材料，大概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

 

关于对全军的领导

 

　　遵义会议会后一个相当时期，红军都处于极端分散的状态，无论毛泽东还是党中央都谈不上对全国红军的领导。四方面军在北上到达陕北会师前就一直不服从指挥。二、六军团有八个月反而受张国焘节制。中央苏区留守的红军不久就同中央失掉联系。长征到达哈达铺，中央才了解到陕北红军活动的情况。可见，说确立对全军的领导本来就是一句空话。遵义会议决定和常委分工都规定得很明确，就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还应特别指出的是，鉴于以前博古（实为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和实行个人包办的恶劣作风，会议强调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所以会后几乎每天都要开政治局或常委的扩大会，讨论作战计划和行军路线，然后以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的命令行之。作为毛泽东自称“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也必须变成朱周的命令才能实现。毛泽东这时只能作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也不见得大家都听。例如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由于对当时的军事指挥不大信任，遂提议并经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也是以中革军委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命令行之：“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还明确周恩来仍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几天后在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的鸭溪会议上，竟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撤消了他的政委职务。毛泽东也只能连夜去找周恩来，建议晚点下命令。当时那种军事上的集体领导,现在看来好像有点矫枉过正，但在没有建立起军事领导权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的,否则毛泽东就很难发挥作用。所以半年后的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还提议要发挥常委会作用，每周至少开会一次。说明他并不嫌开会多。因为这时毛泽东的领导威信还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那么高。鸭溪会议上意见遭多数否决，以及会理会议前林彪写信、彭德怀发牢骚以及刘少奇与杨尚昆发电报等不信任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事件，都是证明。在个人权威还不足以保证自己主张得以实现的情况下，一般都会强调集体领导，主张多开会；一旦成为权威，才往往容易感到会多了麻烦。

 

　　遵义会议过了将近两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中革军委进行了改组，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这时虽然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统一指挥，但领导关系在公众印象中还不够明确，有些责任还分不清，致使1937年3月西路军的完全失败，责任在中革军委还是张国焘，就长期说法不一。明确和稳定地确立起毛泽东对全军的领导，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洛川会议上。从此，毛泽东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军队的最高统帅，直到四十年后去世。